(hétérotopies)[19]。福柯后来进一步建构了这个他从生物学和医学中挪用来的概念，并形成了今天对空间研究有重要影响的异托邦学说。我们在后面还会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哈维[20]正确地指出，福柯在《词与物》中对异托邦概念的使用“完全是从话语和语言方面来考虑的”，只是后来才为这个术语标定一个“物性的所指”。[21]因为,对西方文化中的固有分类秩序而言，这种另类的东方话语代表一种扰乱人心的无序性。我注意到，阿甘本曾经列举过阿比·瓦堡的一个无序的个人图书馆。[22]“这里的无序，我指的是大量可能的有序的不规则事物的毫无规律的和不具几何学的闪烁。”[23]不难发现，福柯之笑的基本基调是高兴和兴奋，因为他始终关注的就是从一种既定的有序结构中摆脱出来的解放。哈贝马斯说，福柯这里的笑，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的笑声”[24],这是对的。东方式的无序，正好衬托出西方文化中有序性结构的非天然性。这又很深地与马克思批判性地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商品—市场自然秩序的非天然性相一致。晚期，福柯在对资产阶级生命政治的批判中，确实也重新回到了这一特殊构境层。在这里，福柯是希望向我们呈现，西方文化中的那个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世界，其本质亦并非天然，也是历史生成的。他在《词与物》中所揭示的那个“物的有序性”(TheOrder ofThings,即被他肯定的英译版书名)，正是我们强加于存在的。[25]在这个意义上,《词与物》是对康德“向自然立法”的进一步说明。在这一层思想构境层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萨特对福柯此书的恼怒必然是肤浅和无思的。
青年福柯随之发问，在西方传统中的动物分类“图表”(有序性结构)上，我们以什么为依据建构起这些同一性、相似性和类似性的空间，由此再“分拣出如此众多的不同的和相似的物”？这一分类图表中在物中确立一个有序的“集合、分析、调整和榫合”的有序性从何而来？或者说，“这种连贯性是什么呢”?[26]一连串的追问,直逼西方文化大厦建构和世界图景完形的基根。在他看来，这个早已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有序的客体世界结构，它既不是由一种“先天必然的连贯”所决定的，也不是由直接可感知的内容强加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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