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符号(signe)存在的地方就不可能有人,而在我们使符号说话的地方,人也就必须落入沉默(taise)。”[59]对此，克里福特的评介是，“福柯只是将康德学说中曾经追问的人是什么?’(What is man?)转化成一种谱系学式问题—人’是怎样出现的？(how doesman’emerge)”[60]。这是对的。谱系学即是揭露一种看起来现成的现象或事件是如何被呈现和建构的。在这一点上，谱系学很深地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中的“怎样”相关联。
所以，青年福柯笔下的“人”，并非恒久实在的一个存在物，而只是由现代性的认识型中发生的“新人本主义的所有幻象”建构起来的主体性。他的老师阿尔都塞也有将人(主体)视作近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质询建构物一说。[61]福柯不无幸灾乐祸地说道，
想到人(homme)只是一个晚近的发明(invention récente)，一个尚未具有200年的人物，一个人类认知中的简单褶痕(un simple pli)，想到一旦人类认知(savoir)发现一种新的形式，人就会消失(disparaîtra)，这是令人鼓舞的，并且是深切安慰的。[62]
人消失，他就高兴—真是一种变态之思。或许，我们也可以将福柯的这个观点视为他对自己的老师阿尔都塞“拒绝理论上的人本主义”的一种支持。他在同时期的一次访谈中直接说道：“我们目前的政治任务是彻底摆脱人本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任务是政治任务，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任何体制下同打着人本主义旗帜的赝品做斗争。……我们必须否定一切神话，就像法共内部阿尔都塞及其同志与庸俗马克思主义做斗争那样。”[63]这里的所谓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是指以萨特为代表的将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思潮。在这一点上，福柯坚定地与自己的老师站在一边。
其实，青年福柯之意并不是宣告我们心中那个不朽的人的逝去，他指的是一种解构意义上的实体人假想构境论的消失。第一构境层面上，在青年福柯的考古学视域中，16世纪以来的每一个时代中的人和物，都只不过是某种人们看不到的认识型构序的历史性结果，在这个构境意义上，我们心目中的永存的人原本就不是不朽的，而只是一个个特定的构式物的虚假链接。第二构境层面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人，不是过去那个“人”(古典人)的连续持存，而是现代性认识型中一个全新的历史建构物，从19世纪初起算的话，这个“人”的现代性生存构序的历史发生还不到200年;所以，“一旦人类认知(savoir)发现一种新的形式，人就会消失(disparaîtra)”，比如，一旦“后现代”的新的认识型出现，那上述新人本主义的人(个人主体)就会在“作者的死亡”、“个人主体的死亡”、“文本的死亡”中消失或掏空为“空心人”。德勒兹曾经提及，福柯在《词与物》中断言“人的死亡”之后，遭到了不少人的批评，或骂他是蔑视“人权”，或指认他为“希特勒的走狗”。[64]这些批评福柯的人们根本没有理解福柯这里的构境点。显然，青年福柯的这个语境是非常难进入的。即便是在试图深刻解释福柯的人那里，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比如在霍奈特对福柯的专题研究中，他指证福柯没有区分“现代不同版本的主体哲学”，霍奈特将福柯的学术进展解释成：“人既被认为是认识秩序的行动的主体，也被认为是自然秩序的实质性的组成部分，就此而言，他是两种秩序的交点，也就是意识到自己的世界的中心。……人同时扮演了认识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角色，因为他能知道自己心中他所致力于认识的那种自然事实的一部分。”[65]乍一看，霍奈特是挺深地解读了福柯，可是，他根本没有理解的是，在福柯那已经没有了传统认识论中那种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二元结构，自然不过是一定非个人主体的认识型的历史构式物，而“人”(现代性的认知主体)也只是19世纪以后刚刚被现代性认识型建构出来的主体幻象和假想观察视位。假如没有自然事实和人本身，霍奈特那个无比深刻的“双重角色”从何谈起？在这一点上，我赞同阿甘本的认识，即“福柯谈论的不仅仅是认识论上的一种调整，而毋宁说，是知识另一次脱位”[66]。这可能是霍奈特根本进入不了的一种构境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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