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无法从理性中得出彻底掩饰谋杀这一现象的论据。相反，这种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煽起了进步分子对萨德和尼采的刻骨仇恨。①
还有：
他们没有预见到，形式主义理性更容易与道德，而不是与不道德发生紧密的联系。②
他们从早期对元伦理的道德阐释的批判转向赞同伦理怀疑主义，这实在具有讽刺意味。
最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力图通过对大众文化的分析来证明，随着娱乐的兴起，一切艺术的革命力量都受到了影响，而且，艺术也失去了所有的批判内涵和乌托邦内涵：
这种能够使艺术作品超越现实的因素，并不是从风格中形成的；同时也不是一种已经实现的和谐，不是形式与内容、内在与外在、个人与社会所形成的值得怀疑的一致性；只有在不一致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发现这些特征：对一致性的迫切寻求必然会导致失败。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失败，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都会在风格上实现一种自我否定，而拙劣的作品则常常要依赖于与其他作品的相似性，依赖于一种具有替代性特征的一致性。在文化工业中，这种模仿最终变成了绝对的模仿。①
① 《启蒙辩证法》，第142页。
② 同上，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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