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早期对资产阶级文化肯定特征的批判，上升为对所谓不可修正的反讽式公正判断的愤怒。因为这种判断使得早就意识形态化的艺术彻底成为大众文化。
对于科学、道德和艺术而言，论证的思路是一致的：文化领域已经分化，宗教和形而上学所体现的实质理性已经崩溃，从而使得孤立的理性环节完全失去了意义，以至只能作为为狂热的自我持存服务的合理性。在文化现代性当中，理性最终被剥夺了有效性要求，并与纯粹的权力等同了起来。理性失去了采取“肯定”立场或“否定”立场的批判能力，失去了区别有效命题和无效命题的能力，因为权力要求与有效性要求已经同流合污了。
我们如果把工具理性批判还原到这样一个焦点上面，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启蒙辩证法》为什么会用如此惊人的手法简化现代性的图景。文化现代性所特有的尊严在于韦伯所说的价值领域的分化。但是，随着价值领域的分化，否定力量和在“肯定”与“否定”之间亮明立场的能力，不会受到损害，反而会得到加强。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按照它们自身的逻辑来处理和阐明真理问题、正义问题以及趣味问题。不过，和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国家一道，也越来越显示出这样一种趋势：把一切有效性问题都纳入到追求自我持存的主体或追求自我捍卫的系统所具有的有限的目的理性视野之中。但是，和理性的这种社会倒退倾向之间构成竞争关系的，绝非理性不断分化的卑劣冲动—这是一种由生活世界和世界观的合理化所引起的冲动，理性也因此而具有一种程序特征。由于自然主义把有效性要求与权力要求等同了起来，由于批判力量已经消失殆尽，专家文化形式获得了独立，在这些专家文化当中，一个明确的有效性领域有助于让命题真实性、规范正确性和真诚性等有效性要求获得自己的独特意义，也有助于它们获得一种外在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由于脱离日常交往实践而受到了损害。
① 《启蒙辩证法》，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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