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当人把罪恶施加于或归因于他人时经常都是专横的。但当人们找出其罪行并衡量其罪恶时，这不也是遗漏本质的过失吗？那些人如此具有预言天赋，以至于他们看任何事都如同它就是如此一般—我不是这种智者—那为什么他们要等到近十年后才反对这场罪恶呢？为什么那些认为他们通晓一切的人在1933年却不知道呢？为什么他们不起而将这一切彻底地转向善呢？①
令人困惑的是一个人对所犯罪行的压制。在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他写了一封辩解信，认为自己之所以选择法西斯主义，纯粹是属于大学校园政治的小伎俩。海德格尔把担任校长和由此引发的争论归咎于“科学的形而上学本质”②，同样，他也把他的行为和言论同他作为一个经验人的自我分离开来，并归因于无法承担责任的命运。他正是从这一视角来审察他自己的理论发展。他并不把所谓的转向(Kehre)理解为一个解决问题的思想努力的结果，一个研究过程的结果，而是把它当作存在自身克服形而上学的客观事件。
① 1983年，海德格尔的儿子第一次发表了他在1945年写的文章：《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Die Selbe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Das Rektorat,1933/34,Frankfurt am Main,1983,26。结合这篇文章，M. 施赖伯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报道了弗莱堡大学历史学家H. 奥特新近研究所获得的“海德格尔传记新细节”。
②同上，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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