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为止，我一直都是把从基础本体论到虔诚的存在思想的转变当作走出主体哲学死胡同和解决问题的出路而加以重建的；对于我的这种做法，海德格尔肯定会断然拒绝。因为我试图阐明的是，这一抵抗中也包含着某种真理。事实上，海德格尔的转向是他和国家社会主义相处经验的结果，也是他和他偶然遇到的历史事件相处经验的结果。只有这样一种处于形而上学自我理解中的真理环节，才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理论发展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所暴露出来的是一种内在主义的视角，由此势必要留下许许多多的含混：比如，海德格尔为何会把存在的历史理解为真理事件，并使之不受任何简单的历史主义世界观或世界阐释的影响呢？也就是说，我在这里想要追问的是，法西斯主义是如何渗透到海德格尔理论发展过程当中的。
海德格尔直到1933年都在坚持的立场，在《存在与时间》中已经形成了，后来他也曾多次作过阐明，但他丝毫也没有意识到他的立场是有问题的；因此，在权力更替之后，他发挥了坚持终极性的此在在主体哲学上的意义，这就使得生存论分析的内涵和原始意义发生了重大转变。1933年，海德格尔为基础本体论的基本概念注入了新的内容。如果说海德格尔此前始终都是把“此在”当作向死而生的个体的名称而加以使用的话，那么现在他为“永远属我”的此在找到了一个替代物，那就是“永远属我们”的民族的集体此在。①所有存在主义的范畴都保持不变，发生改变的只是它们的意义—而且，不只是它们表达意义的视角。源于基督教(特别是克尔凯郭尔)的内涵，由于当时新的异教主义的盛行而发生了改变。①海德格尔用语义学来掩饰自己，这样做是很可耻的，这一点我们在耳熟能详的一段材料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1933年10月10日，作为大学校长，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学生报》上发表文章，呼吁人们选择希特勒。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① 我在读书的时候，. 贝克尔就已提醒我注意到了这一点。我要感谢 Vic-torFarias,他把他尚未发表的关于国家革命阶段海德格尔的成果提供给我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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