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先前的本体论是扎根于个体的生活历史当中，①那么现在，海德格尔则把一个团结在元首周围而成为集体意志的民族的历史存在突现了出来，并以此作为此在真正能够获得总体存在的场所。第一次帝国议会选举笼罩在集中营的阴影之下，而集中营中充满了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所以，这次选择具有了某种终极生存抉择的味道。海德格尔把实际上已经堕落为空洞的欢呼塑造成一种抉择，并用《存在与时间》的概念框架，赋予它筹划一个民族新的本真生活方式的特征。
在前面提到的科学效忠元首的“宣言”当中，《存在与时间》再次为他的一次演说提供了底本，在这次演说当中，他认为应该受到鼓动的不是个体的生存，而是整个民族，并且还鼓吹一种崇高的真理：
民族重新赢得了他们的此在意志，因为真理就是一个民族在其行为和知识中所捍卫、澄清并加强的东西的显露。
这种抉择的形式规定性从1927年开始就一直在向学生灌输，现在则爆发为国家革命，并且与西方理性主义世界彻底决裂：
① 早在《存在与时间》第74节中，海德格尔对历史性作了分析，而且深入到足以把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纠缠在一起的层面揭示出来的程度：“但若命运使然的此在作为在世的存在本质上在共他人存在中生存，那么，它的历事就是一种共同历事，并且被规定为天命。我们用天命来标识共同体的历事、民族的历事。”(第384页)就后来的“存在天命”一词而言，海德格尔把“天命”引入“民族”语境也并非偶然。个体此在之于共同体的集体此在在生存论意义上具有优先性，而到后来却刚好颠倒了过来。这种优先性无疑是有语境的。烦的结构是从“永远属我”的此在那里揭示出来的。对于“最本真的能在”的决心，是个体的事情，个体首先必须做出决定，然后才能“在他那一代并和他那一代一起”经历天命。也就是说，下不了决心，也就不会“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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