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彻底与那种既无基础又无权力的偶像崇拜思想决裂了。我们已经看到为之服务的哲学终结了。我们可以肯定—我们可以坚定地、确定地、公正地对待与存在的本质相关的问题所特有的成就。原始勇气是自然科学的最内在动机。……这种质询命令我们不要把自己挡在野性的恐怖和黑暗的混乱之外…所以我们那些从此将被托付维持人们对认识的渴望的人—宣布：纳粹革命并不是简单的由另一个能胜任这一任务的政党对这个国家中既存力量的篡夺。相反，这一革命带来的是我们德国人此在的彻底剧变。①
海德格尔1935年的夏季讲座表明，他一直都在恪守着他那短暂校长生涯中的誓言。一旦他不再受纳粹统治本质的蒙骗，他在哲学上就陷入了困境。因为他把“此在”等同于民族的此在，把真正的存在能力等同于权力的攫取，把自由等同于元首的意志。因为他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连同劳役、兵役及学术服务中读出了存在问题。他还在他的哲学和时代历史事件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不易改变的内在联系。从政治和道德的角度对国家社会主义进行重新估价，势必会对重建的本体论基础构成冲击，并使理论命题成为问题。相反，如果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失望能超越负责任的判断和行为领域，并且可以被概括为一种客观错误，一种不幸出现的错误，那么就不会危及到与《存在与时间》的出发点之间的连续性。海德格尔处理了他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具体方法是这样的：他没有质疑哲学家所提出的优先进入真理的精英主张。他分析了他所投身到其中的运动，但根据的不是主体在生存意义上堕落为“常人”的概念，而是认为这场运动是真理的客观缺席。最具有决断力的哲学家也只是逐步才认识到这种政权的本质—对于世界历史的这种迟钝解读，同样也应当由世界进程自身来承担责任，当然不是具体的历史，而是理想化到本体论高度的历史。由此诞生了存在历史的概念。
① 施内贝格：《海德格尔拾遗》，第159页及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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