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使得精神交往成为可能，并使言语成为言语的东西，存在于以言语的心理因素作为中介的相互关系当中：一边是交往主体的肉身体验，一边是交往主体的心理经验。①
由于主体最初是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直接照面，而且，相互从外在出发，把对方当作客体加以感知，所以，他们之间的交往只能按照经验内容信号化的模式来加以设想，或者说，只能从表现主义的角度去加以设想。中介符号在这里只是作为行为的信号，而他者最初是在孤独的精神生活中完成这些行为的：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些内在关联，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交往言谈中所有表达的功能都类似于指示。对听众而言，它们是说话者“思想”的符号，是其提供感觉的内在经验的符号。②
胡塞尔认为，相对于以语言为基础的沟通的主体间性而言，意义赋予行为的主体间性更加具有原发性，这样，他就不得不按照提供经验符号和破解经验符号的模式来设想主体沟通的过程。借助于表达与信号之间的区分，胡塞尔认为，符号在交往过程中的具体运用是这样的：它们所承担的是从外在指明言语者内在行为的功能。可是，如果语言表达只有在交往当中，也就是说只是后来才与信号发生联系，那么，表达自身就必然会被归属于孤独的精神生活领域只有在离开这一内在领域之后，它们才进入指示范围。但这样一来，相对于语言表达的意义，符号的物质基础大大贬值了，被驱逐到了一种虚假的状态当中，仿佛并不存在。一切外在因素都被归入信号的范围。表达摆脱了一切交往功能，并卸掉了一切肉体的意义，而升华为纯粹的意义，致使我们无从得知，意义为何还要用语词的符号和命题的符号来加以表达。在内心独白中，主体在与自身进行交流时没有必要就自己的内心世界给出信息：
① 《逻辑研究》，第33页。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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