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考虑到的是符号的结构性能，无论在墨汁或气体当中，它都能表现出来。在这些抽象的表达形式中，德里达发现了语言的书写特征。面对语音形式或书写形式的表达媒介，这些表达形式都保持一种漠然的态度。这种原始书写是言语和文字的共同基础。
原始书写所占据的是一个无主体的结构创造者所享有的位置，而在结构主义看来，这些结构不属于任何一个作者。原始书写在诸多符号因素之间造成了差异。这些符号因素相互关联，构成了一种抽象的秩序。德里达不无武断地把结构主义所说的这些“差异”，与根据胡塞尔的意义理论所得出的“延异”拼合了起来，按照德里达的理解，“延异”应当能够超越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差异：
(延异)使得说和写有可能结合起来—在通常的意义上正如它发现感性与理智之间，然后是能指和所指、表达和内容等相互之间的形而上学对立一样。②
一切语言表达，无论是语音形式的还是文字形式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一种自身并不在场的原始书写的推动下才运作起来的。由于原始书写先于一切交往过程和一切参与主体，因此，它履行的是揭示世界的功能。而且，它自己相当矜持，拒绝现身，只在制造出来的文本的参照结构(即“普通文本”)中留下踪迹。在关于原始书写及其踪迹的隐喻当中，再次出现了上帝的酒神动机：上帝通过痛苦的缺席让他的西方子女看到了在场的希望，而由于他痛苦地缺席，他的在场反而变得更加触手可及：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41页以下。
② 《论文字学》，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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