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的著作在美国著名大学文学系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关注，正是因为这一观点。①长期以来，文学批评在美国一直都是一门学科，也就是说，在科学研究系统中获得了制度化。而文学批评是否具有科学性这个自我折磨的问题，从一开始就一道被制度化了。的确，美国本土的自我怀疑构成了美国大学广泛接受德里达的背景，同时还有“新批评”的瓦解；新批评在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它坚持语言艺术作品的自主性，并从结构主义的科学激情中汲取了营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解构”思想流行了起来，因为它在完全相反的前提下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具有绝对意义的使命：德里达竭力反对语言艺术作品的自主性以及审美表象的独特性，认为批评根本不可能获得一种科学的地位。与此同时，对他而言，文学批评是这样一种典范的方法，它通过克服在场的形而上学思想和逻各斯中心论时代，承担起了一种普世性的传教使命。
消除文学批评与文学之间的文类差别，也就把批评活动从伪科学标准的压制下解放了出来，同时又让它超越了科学，急剧上升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批评再也不必认为自己低人一等，它获得了文学的意义。从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以及保罗·德·曼等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自我意识的明证：
① 主要有耶鲁的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保罗·德·曼和哈罗德·布鲁姆。请参阅J. 阿拉克、W. 戈泽克、W.马丁(编):《耶鲁批评家：美国的解构主义》(The Yale Critics : D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Minneapolis,1983。除了耶鲁大学之外，解构主义的中心还有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大学以及纽约的康奈尔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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