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批评语言和哲学语言中，修辞发挥的是一种不同但十分重要的作用。两者都面临着同样充满悖论的使命。它们应当把专家文化的内容输入日常生活实践在专家文化中，知识在各种不同的有效性层面上获得累积；而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所有的语言功能和有效性层面相互渗透，构成了一种综合体。尽管如此，文学批评和哲学还是应当用表达手段来履行这种中介使命，而这些表达手段来自专门针对趣味问题和真理问题的语言。它们要想消除这样一种悖论，就必须从修辞学层面上尽可能地拓展它们的特殊语言，最终把间接中介与陈述的表面内容结合起来。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何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都表现出强烈的修辞学特征。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和伟大的哲学家通常也是著名的作家。就其修辞学成就而言，文学批评和哲学都与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学批评和哲学相互之间的亲和性也表现在这一点上。因为每种研究的修辞学工具都属于一种完全不同的论证形式原则。
如果我们听从德里达的建议，剥夺掉哲学思想解决问题的义务，并把哲学思想转变为文学批评，那么，哲学思想所失去的就不仅仅是其第一性，而且是其创造性和积极性。相反，如果像德里达在美国大学文学系的追随者所做的那样，让文学批评不再关注如何掌握审美的经验内涵，而是关注形而上学批判，那么，文学批评将失去其判断力。把一种研究错误地等同于另一种研究，使双方都失去了实质性内涵。这样，我们就回到开初提出的问题。谁如果为了减少自我关涉的矛盾，而把激进的理性批判转移到修辞学领域，就会削弱理性批判自身的尖锐性。消除哲学和文学之间的文类差别，是一种错误的要求，并不能把我们带出困境。①
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