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无论如何，我们的考察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阿多诺和德里达为何会陷入这一困境。他们都摆出抵抗的姿态，好像第一代黑格尔弟子一样，都生活在“最后的”哲学家的阴影之下；他们反对任何一种“强大的”理论、真理和系统概念，因为它们一百五十年来已经成为过去。他们还认为，必须把哲学从德里达所说的“心灵之梦”中唤醒。他们认为，必须让哲学摆脱幻想，必须创立一种具有基础性意义的理论。这是一种包容、封闭和终极的陈述体系，它必定要用一种语言来加以表达：这种语言自己阐释自己，无需或不允许做进一步的评述，以便最终让解释不断自行累积的历史效果进人静止状态。因此，罗蒂认为我们需要这样一种语言，“它不会接受注释，不要求解释，不会被间离，不会被后来的世代嘲笑。那是对于一种内在而自明地具有终极性的语言的企冀，而不只是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提供的最广泛和最有成效的语言。”(罗蒂，《实用主义的后果》，第93页以下)
倘若理性在惩罚起堕落时依然坚持从巴门尼德到黑格尔所追逐的形而上学的目的，倘若理性自身在黑格尔之后依然面临选择，要么像它在伟大的传统中普遍所做的那样坚持顽强的理论概念、真理概念以及体系概念，要么干脆自我放弃，那么，一种适当的理性批判肯定会真的深入到其根基，以致它根本无法忽视自我关涉性悖论。尼采表现得就是这样。在海德格尔、阿多诺和德里达看来，更为不幸的是把哲学中保存着的普遍主义问题与早就遭到遗弃的地位要求混为一谈；哲学当初提出这种地位要求，只是要回应其问题。但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普遍主义问题虽然必须体现在一般命题的语法形式之中，但不能体现在绝对的有效性或针对它及其理论框架的“终极论证”之中。科学对自己容易出错的意识早就深入到了哲学内部。
虽然有了这种容易出错的意识，我们，特别是哲学家和非哲学家，决不会放弃真实性要求。在第一人称记述式立场当中，我们只能这样来提出真实性要求，使得它们作为要求看起来超越了空间和时间。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对于真实性要求来说，没有什么无足轻重的语境。我们可以随处提出真实性要求，但它们立足于批判。所以，我们知道，它们迟早要在别的地方得到修正。哲学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看作是合理性的守护神，而这里所说的合理性就是生活方式内在所固有的理性要求。但在运作过程中，它强调强大的陈述与微弱的地位要求之间有着一种联系。由于地位要求并不武断，因此，根本不必对它做出一种总体化的理性批判。请参阅哈贝马斯：《哲学作为占位者和解释者》(Die Philosophie als Platzhalter und Interpret'),载其:《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Moralbewusstsein und kommunikatives Handelns),Frankfurt amMain，1983,第7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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