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疯癫与文明》中还是出现了一个浪漫主义的主题，当然，福科后来放弃了这个主题。巴塔耶发现，在迷狂的自我越界和放荡的自我毁灭的规范经验中，异质力量已经进入了一个具有强制规范的同质化的日常生活世界；同样，福科则认为，在精神病学意义上的精神疾病现象背后，即在疯癫的各种表象后面，还存在着一种需要我们去揭示的本真性：
人们不得不洗耳倾听这世界的低语，并尽力去感知那些从未写入诗歌的诸多形象和从未获得清醒状态所特有的色彩的诸多幻想。①
但是，福科很快就意识到，想要“在疯癫被博学的知识捕获之前的爆发阶段”把握住疯癫的真实性，是一个充满悖论的使命：
试图在其无拘无束的状态下去感知这些语词的行为，必然属于一个早就控制住它的世界。
堪称是研究理性历史的科学史学的楷模，他们接受了尼采的观点，认为理性只有排除了异质因素，只有沿着单子式的自我中心化的道路才能把自己建立起来。独白理性之前，没有理性可言。因此，疯癫不是分裂的结果：在分裂过程中，交往理性开始僵化为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疯癫的形成过程就是理性的形成过程，而理性仅仅以西方自我关涉的主体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德国唯心主义所主张的“理性”想要比欧洲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一切都更加原始，然而这不过是一种虚构，借助这种虚构，西方确立了自己的特殊性，确立了一种带有妄想色彩的普遍性，既遮蔽又实现了理性统治一切的要求。
① 福科：《疯颠与文明》，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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