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福科在这里想到的还是一种话语分析，他试图用一种深层解释学的方法去探索疯癫与理性分道扬镳的起点，以便从表达中揭示出没有言说出来的一切。①这一意图指向的是一种否定辩证法：它试图用同一性的思想手段来打破同一性思想自身的魔力，以便在工具理性的发生史中追溯单子化理性最初僭越和脱离模仿的场所，然后哪怕是用一种悖论的方式也要把这个场所确定下来。如果说这就是福科的意图之所在的话，那么，他就必然要用考古学的方法在一个已经遭到破坏的客观理性的废墟上四处摸索，而通过追忆，从这些无言的证据中，一直都会出现一种充满和解希望的视角，尽管这种和解的希望长期以来始终未能如愿。不过，这是阿多诺的视角，而非福科的视角。
谁如果只是想揭露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真实形象，他就不能让自身沉湎于理性的“人类学睡眠状态”所滋生出来的梦境之中。三年过后，福科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序言中自己开始呼唤秩序。他想在将来放弃对语词的论述和关注，放弃深入文本内部的解释学。他不想再到疯癫话语背后去寻找疯癫本身，也不想再到像医生目光一样犀利的考古学背后去寻求身体与先于任何一种话语的目光的无言碰撞。与巴塔耶不同，福科不想再借助回忆进入遭到排斥和遭到排挤的事物他再也不指望异质因素了。解释学不管多么具有揭示的力量，都要把它的批判和某种预言联系在一起。而一种冷峻的考古学却要摆脱这样的预言：
①“既然我们缺乏最初的纯粹性，对结构的探讨就必须做出这样的抉择：同时把理性与疯癫区分开来和联系起来。我们必须努力发掘它们之间稳定的交互关系、模糊的共同基础以及原初的对立状态，从而使理性与疯癫之间的同一性和对立性具有意义。因此，这样瞬间做出的抉择肯定还会出现：在历史时间中，它属于异质因素，但一旦超出历史时间，它又变得无从把捉。它把那种神秘昆虫的窃窃细语与理性的语言和时间的诺言区分了开来。”福科：《疯癫与文明》，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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