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就不能进行一种话语分析，假设被说出的东西没有任何遗留，没有任何过剩，只是其历史形态的事实，从而避免评论的覆辙？话语的种种事件因而就不应该被看作是多重意指的自主核心，而应被当作一些事件和功能片断，能够逐渐汇集起来构成一个体系。决定陈述的意义的，不是它可能蕴含的、既揭示它又遮盖它的丰富意图，而是使这个陈述与其他实际或可能的陈述联结起来的那种差异。其他那些陈述或者与它是同时性的，或者在线性时间序列中是与它相对立的。由此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全面系统的话语史。①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开始，在尼采的影响下，福科把历史学作为一种反科学和隐藏在理性历史当中并因而遭到贬斥的人文科学对立起来。这种历史学的概念在上述引文中已经露出端倪。有了这个概念，福科认为，他早期有关疯癫(和治疗心理学的诞生)以及疾病(和治疗医学的发展)的著述，有些是“盲目的努力”。在深入考察福科之前，我想还是先来指出一些贯穿于其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的主题。
① 福科：《临床医学的诞生》(Die Geburt der Klinik), München, 1973，第 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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