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疯癫与文明》中，福科就对话语与实践之间的特殊关系做了研究。这里说的不是大家熟知的他企图从科学的外部条件来阐释如何重构科学发展的问题。(在福科那里，)对精确话语的结构性描述，从一开始就替代了充满问题的理论历史的内在视角。这些话语最初出现在一些遭到精神史和问题史遮蔽的断裂之中，也就是说，这些话语发端于新的范式开始反对旧的范式之际。而且，科学家的话语与其他话语非常相近，比如哲学话语以及其他学术话语，诸如物理学家、法官、行政官员、神学家和教育者的话语。当然，人文科学—构成了福科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并不只是处于其他话语语境之中。对于人文科学的发生历史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被纳入其中的无言实践。福科把这些实践理解为对行为方式和习俗的调节，它们有着制度上的保障，通常还有着完整的结构，甚至凝固成为仪式。福科把对其他互动参与者行为自由的强制性影响或不对称性影响等因素纳入“实践”概念。法律判决、治安措施、教育方法、拘留、惩罚、控制、肉体和精神的操练方式等，都是社会化的组织力量强行侵入生命机体的例证。福科接受一种彻底的非社会学的社会概念。福科在开始的时候还对人文科学抱有兴趣，只是因为它们作为一种媒介在现代性中加强和促进了上述神秘的社会化过程，即以肉体为中介的实际互动的权力化过程。但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澄清：话语(科学话语和其他话语)与实践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是一方主宰另一方？还是要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作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或是要根据因果循环模式来加以理解，或看作是结构与事件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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