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科始终坚持他对于疯癫史的划分。中世纪盛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背景，并又指向古希腊逻各斯的开端；①在此模糊背景下，文艺复兴的轮廓比较清楚地显示了出来。而文艺复兴本身又成为古典时期(从十七世纪中期到十八世纪末)的一个衬托，福科对古典时期的描述是清晰而充满同情的。这样，十八世纪的终结也就成了理性史这一出戏的转折点。现代性由此发轫，其核心内涵是康德主义哲学和新人文科学。传统上都是从文化史或社会史的角度来命名这些时代，福科却根据理性与疯癫之间的转换关系而赋予这些时代以一种更深的意义。福科指出，十六世纪在处理疯狂现象时充满了某种自我批判式的焦虑和坦率。理性依然还是可以渗透的—疯癫与悲剧和先知之间依然保持联系，是虚假真理的所在；疯癫具有一种镜像功能，用一种反讽的方法揭露出理性的脆弱。容易产生幻觉是理性自身的特征。文艺复兴时期尚未彻底消除理性与其他者之间关系中的一切可逆性。由此来看，有两个过程成为理性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一是十七世纪中叶出现的隔离浪潮，1656年，短短几个月里，每一百个巴黎市民中就有一个遭到拘捕，被关进收容所。二是十八世纪末，这些隔离场所和收容场所变成了封闭性的机构，由医生像对待精神病人一样加以照看—这就是精神病院的诞生，今天，它们依然存在，但反精神病学运动一直在呼吁要消灭它们。
先是对疯子、犯人、流浪汉、浪荡子、穷人以及一切怪人毫无选择地加以隔离，然后又建立起诊疗机构处置精神病患者；这两个事件代表着两类不同的实践，都是为了把异质因素从逐步稳固下来的独白当中隔离出去。而这场独白是在主体与其自身之间展开的：主体通过把自己周围的一切都变成客体，最终把自己提升为人类的普遍理性。和福科的后期研究一样，对古典时期与现代加以比较，也构成了这些著作的核心。两类隔离实践有一点是一致的：强行做出区分，从疯癫现象中严格清除掉那些与理性相似的特征。但是，对一切异常事物一律加以监禁，意味着要在空间上对孤立的处女地和想像空间加以分割，而不是要有克制地直接面对导致恐惧的混乱；这些混乱必须作为苦难和病理而被融入自然秩序和人类秩序：
① 《疯颠与文明》，第8页以下。我未能考虑到最近已经出版的《性史》第2卷和第3卷。
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