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始于这样一种不可置信并且最终也无法运用的存在者的观念，他恰恰通过被奴役而成为君主，他的有限性让他可以据有上帝的位置。①
福科绕了一个大弯子(从康德和费希特一直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阐述了他的基本思想：现代性的特征在于主体具有一种自相矛盾和人类中心论的知识型。而主体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结构，虽然有限，却又向着无限超越。意识哲学受到了概念策略的强迫：迫使主体具有双重性，并从两个矛盾而不相容的方面来考察主体。这种强制源于自我表现在不可调和而又不可缺少的不同方面之间的不断摇摆，从而使得自身表现为追求知识和追求更多知识的放纵意志。这种意志傲慢不羁，超出了在结构上处于超负荷的主体的能力范围之外。这样，现代知识型被一种独特的求真意志所主宰，对于这种求真意志而言，任何一种挫折都不过是在促使新的知识产生。但对福科来说，这种求真意志是揭示知识与权力之间内在联系的关键。人文科学占据了认知主体充满悖论的自我表现所开拓的一切领域。人文科学用它们傲慢却永远也得不到兑现的要求，建起了一座普遍有效知识的丰碑，其背后隐藏的则是认知意志十足真实的自我权力化一一种使知识不断累积的意志，而主体性和自我意识首先就是在这种意志的漩涡中逐步建构起来的。
福科根据三种矛盾关系追溯了迫使自我关涉的主体无奈形成“两重性”的过程：先验与经验之间的矛盾，意识的反思活动与反思所无法挽回和无法预料的一切之间的矛盾，总是在先的源始的先天完美性与尚未再次出现的源始的未来性之间的矛盾。福科应当能够根据费希特的知识学(Wisseschaftslehre)来阐明这些矛盾；因为这里涉及到的只是意识哲学的概念强制问题，它们在绝对自我的实际行为中有着集中的反映。自我只有通过无意识地设定一个非我，并力图逐步把非我恢复为自我的设定物，才能把握住自身，也就是说，才能自我“设定”。这种自我设定的中介行为可以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来加以理解：自我认识的过程、意识的过程以及教化的过程。在每一个维度上，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欧洲思想都在互不相容的理论命题之间摇摆不定，而每当人们试图走出这种尴尬选择时，都会卷入主体的自我折磨之中，而主体自我折磨是由于主体自我神化并在行动中徒劳追求自我超越所导致的。
① 德雷福斯、拉比诺：《米歇尔·福科：超越结构主义与阐释学》，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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