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思想中，我们从未……发现这样的人：表象为其而存在，并且他在表象中表现自身，把自已确认为意象或反映。……在十八世纪末以前，人并不存在。……当然，我们可以说，普通语法、自然史和财富分析，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确认人的方法。……但是，并不存在关于人本身的认识论意识。①
康德拉开了现代的大幕。一旦语言和世界之间关系中的形而上学印记消失了，语言自身的表现功能也就成了一个问题：想像的主体必须把自己变成客体，才会清楚地认识到表现是一个充满问题的过程。自我反思的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想像主体与自我的关系成了终极确定性的惟一基础。形而上学的终结，也就意味着对事物与观念的客观协调的终结，这种协调是依靠语言默默进行的，因而一直被认为是没有任何问题。人在自我意识中认识到自己处于在场状态，一旦他意识到自己是惟一自主和有限的存在，他就必须承担起超人的使命，建立起一种事物的秩序。因此，福科注意到了，现代知识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这样的疑难：认知主体把自己从形而上学废墟中树立了起来，目的是要用有限力量的意识来算清无限力量所要求的一切。康德干脆把这一疑难当作其认识论的构成原则，为此，他把认识能力的有效性转换成无限发展的认识的先验条件：
① 《事物的秩序》，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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