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这样一来，真理意志和求知意志就变得实证化了，这在福科(1980年的伯克利演讲)所作的自我批判中有着清楚的表达。福科承认，《规训与惩罚》对统治技术的分析是片面的：
要想分析西方社会中的主体谱系学，就必须要充分考虑到统治的技术和自我统治的技术。也就是说，必须要考虑到两种技术类型的相互作用。个体统治他人的技术依赖于个体统治自身的过程。①
这些技术促使个体对自己做出明确的检验，并由此找到关于自我的真理。众所周知，福科把这些技术追溯到忏悔实践，追溯到基督教的良知研究。到了十八世纪，具有相似结构的实践渗透到了一切教育领域，围绕着对自我和他者的性冲动的感知而构成一个自我观察和自我质疑的工具库。这些真理技术并未打开个体的内心世界，而是用一种越来越密集的自我关系网络预先创造了内在性；它们最终在精神分析理论那里获得了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治疗方式。②
一句话，福科的人文科学谱系学具有两面性，因而容易引起误解。一方面，它所发挥是一种经验作用，对权力技术展开了分析，目的是要阐明关于人的科学的社会功能语境。在这个意义上，人文科学谱系学关注的是作为科学知识的发生前提和社会效果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人文科学谱系学发挥的是一种先验作用，分析的是权力技术，所要阐明的是：关于人的科学话语如何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它所关注的是作为科学知识构成条件的权力关系。但这两种认识论作用不再被分为不同的方法，而是涉及到同一个对象，即处于其生活表现之中的人类主体。相反，谱系学的历史写作则同时扮演着双重角色既作为功能主义的社会科学，又作为历史学的制度研究。
① 福科：《关于真理与主观性的演讲》(Howison Lecture on Truth and Subjek-tivity'),1980年10月20日，Berkeley，手稿，第7页。
②在《性史》中，福科探讨的是适用于精神分析的发生语境和运用语境。这里肯定又要用功能主义的论据来论证它们所无法论证的内容，即：权力技术构成一个科学的客观领域，因而也就为科学话语内部的真和假预先设定了有效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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