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对无意识的揭示而言，自我关系的重合同样也是如此。按照福科的理解，主体哲学思想在无意识层面上不断摇摆，不是倾向于努力把自在之物改造成自为之物，就是倾向于承认存在一个摆脱了自我意识的透明性的模糊背景。如果我们转向交往范式，自我表现的上述两个方面也就不再互不相容了。由于言语者和听众直接就世界上的事物达成沟通，因此，他们活动在其共有的生活世界视域当中；这个生活世界始终都是参与者的背景，这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背景，参与者凭着直觉就可以把握住它。言说情境就是各个主题涉及到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对于理解过程而言，生活世界既构成了一个语境，又提供了资源。生活世界构成一个视域，同时预先提供了文化自明性，由此，交往参与者在解释过程中可以获得共识的解释模式。价值共同体的团结以及社会化个体的能力，同文化上根深蒂固的背景假设一样，都属于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
当然，要想提出诸如此类的命题，我们就必须改变一下视角：只能从背后去洞察生活世界。从以理解为取向的行为主体的视角来看，生活世界始终都是一同给定的，它必定要回避把自己呈现出来。作为总体性，它使得集体和个体能够建立起自己的认同和生活历史规划，但它只有在前反思阶段才会表现出来。规则知识是在实践中提出来的，并积淀在命题当中，虽然可以从参与者的视角加以重建，但不断后退的语境和始终作为背景的生活世界资源却并不包括在内。我们要想把交往行为作为整个生活世界再生产的中介，就需要有一种理论视角。当然，即便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只能提出形式语用学的命题，它们涉及到的是一般生活世界的结构，而不是具有一定历史特征的具体的生活世界。于是，互动参与者也就不再是作为原创者，不再能够借助有力的行为来控制环境，而是作为传统的产物(他们身处传统之中)、团结的产物(他们属于团结的群体)、社会化过程的产物(他们是在社会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三种超越了行为者视角的功能得到满足的时候，生活世界才会获得再生产：文化传统的延续、集体通过规范和价值实现一体化，以及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社会化。这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具有交往结构的一般生活世界的特征。
① 哈贝马斯：《重建的社会科学与解释的社会科学》(Rekonstruktive vs. ver-stehende Sozialwissenschaften'),载其：《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Moralbewusstsein undkommunikatives Handeln), Frankfurt am Main, 1983,第 29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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