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同样也没有导致范式转型。言语主体要么是语言系统的主人，要么是语言系统的守望者。他们要么使用语言创造意义，以便不断地揭示世界；要么总是在一个揭示世界的不定视域中活动。对他们来说，揭示世界依靠的是语言自身—语言成为一种创造性实践的中介(卡斯托里亚迪斯)或成为一种差异性的事件(海德格尔和德里达)。
卡斯托里亚迪斯用语言哲学的方法阐述一种关于想像制度的理论，大胆地发展了实践哲学。为了重新赋予社会实践概念以革命的爆发力和规范的内涵，卡斯托里亚迪斯不再从表现主义的角度而是从造物的角度，把行为视为绝对新颖、绝对独特的原始创造，而且，每一个创造形式都打开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意义视域。对现代性的合理内涵的保障——自我意识、真正的自我实现和团结中的自我决定等，被认为是用语言创造出来的想像力。当然，这就非常接近于没有任何根基的存在，从而引起了人们的质疑。最终，在唯意志论的“自力更生”与宿命论的“听天由命”之间，有的只是一种修辞学上的差别。
按照卡斯托里亚迪斯的理解，社会和先验主体性一样，分为创造者和创造物、建构者和建构物，在此过程中，作为意义源泉的想像之流不断涌入相互交织的语言世界观当中。这是对意义总体性的绝对崭新和不断更新的本体论创造；它的发生犹如存在的天命一般；这种历史真理的创造性发生如何才能转换为个体(他们具有行为意识和自主性，而且能够自我实现)的革命实践计划，对此，我们无从得知。自律性和他律性最终要用一个社会本真的自明性来加以衡量，而这个社会不能用社会外部的投影来遮蔽其想像的源头，并把自己明确为一个自我建构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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