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述作为一种理论描述如果适用于生活世界符号再生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先尝试探讨如下问题：如果未被扭曲的再生产越来越难以依靠一种完整而经过时间检验的传统生活方式提供保障，而是越来越多地依靠充满风险的共识(即交往行为者自身的合作努力)提供保障，那么，生活世界的结构必然会在何种方向上发生改变呢？
这当然是一个理想化的设计，但绝不是毫无根据的臆想，因为，在这种尝试背景下，现代生活世界的实际发展轨迹反映得一清二楚：把一般的生活世界结构从以复数形式出现的生活方式总体性的各种特殊框架中抽象开来。在文化层面上，确保认同的主要传统同具体内涵分离了出来，而在神话世界观中，它们曾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主要传统浓缩成为一些抽象的因素，比如世界概念、交往前提、论证程序以及抽象价值等。在社会层面上，从特殊语境中形成了一般原则，而在原始社会中，它们曾依附于特殊语境。在现代社会，形成了法律原则和道德原则，它们越来越不是专门针对特定的生活方式。在个性层面上，社会化过程中所获得的认知结构越来越脱离文化知识的内涵，而在“原始思维”中，它们曾是一体的。形式力量所关涉的对象越来越不确定。如果我们在这样一些趋势当中注意到的只是生活世界的结构力量所获得的自由度，就会出现一些盲点：就文化而言，出现了一种不断修正反思传统的状态；就社会而言，产生了一种合法秩序依赖建立规范和论证规范的形式程序(话语程序)的状态；就个性而言，则出现了一种高度抽象的自我认同不顾风险而自我主宰的状态。在结构上则出现了强制力量，要求我们通过批判消除明确的知识，建立普遍的价值和规范，并实现自我主宰的个体化(因为，抽象的自我认同指向的是自主生活规划中的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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