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分离，让我们远远想到对一种“理性实践”的传统定义：自我意识重新表现为一种反思的文化；自我决定则出现在普遍的价值和规范当中；自我实现出现在已经完成社会化的主体不断个体化的过程当中。生活世界的核心结构在其分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反思性、普遍主义和个体化在不断地增长，现在再也不能用来描述一个主体在自我关系层面上的成长。只有在这样一种主体哲学的描述当中，社会合理化(社会实践的合理潜能的发挥)，才会被看作是一个宏观社会主体的自我反思过程。交往理论抛弃了这种思维模式。现在，无论是文化的反思化、规范和价值的普遍化、社会化主体的个体化，还是批判意识、自主意志和个体化的增强一度被归结到主体实践当中的合理性因素的强化———都是以主体间性网络作为前提条件，而且，这种主体间性是用语言建立起来的，其网络不断扩大，也不断精炼。充满风险的个体化普遍主义来维护社会一体化语境；用极端个体化的社会化手段把谱系学语境中的统治力量升华为一种脆弱而容易遭到破坏的普遍性。发生分化的生活世界结构在不断特殊化的生活方式中越是抽象，交往行为的合理潜能就越是必须用这些手段来加以发挥。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尝试做出如下阐释。
即使文化再生产只有通过批判才能继续进行下去，也不一定会打破义学领域中的连续性。在结构发生分化的生活世界中，语言理解所发挥的否定力量成为了必要条件，用以保证文本相互联系，传统——当然，它依靠的是信仰的力量——得以延续。同样，即便社会一体化只有通过抽象而又具有个体主义特征的普遍主义才能继续进行下去，也不一定会打破社会领域中与相互承认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体间性网络。在结构发生分化的生活世界中形成的话语意志建构程序，必须通过同等关注每个人的利益而确保所有人的社会关联。这就意味着，作为话语参与者，个体提出了不可替代的肯定立场或否定立场，但他只有在如下前提下才能保持自主：通过对真理的共同追求而与共同体保持联系。即便社会化过程只有通过极端的个体化潮流才能继续进行下去，历史传承过程中形成的普遍实体也并不一定会化为乌有。在结构发生分化的生活世界中，一开始就在运作的原则本身得到了承认：在同样的语境中，社会化过程就是个体化过程，反之，个体化过程也是社会化过程。随着人称代词系统的形成，在社会化互动过程中，语言沟通当中蕴藏着一种无情的个体化压力。与此同时，同样的语言中介也释放出了社会化的主体间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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