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合理化的矛盾特征，我在其他地方已经作过阐述①，可以扼要概述如下：货币和权力等媒介要想在生活世界中获得合法的制度化，生活世界的合理化首先就必须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市场经济和管理国家这两个功能系统超越了阶级社会的整个政治秩序，它们首先破坏的是古代欧洲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然而，一旦货币化过程和官僚化过程侵入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社会化等核心领域，这两个在功能上相互交错的亚系统就会回过头来，又对它们所促成的现代社会的合理化生活方式产生影响。通过媒介而形成的互动形式在侵入生活领域时，不会不带来病理性的负面后果，因为生活领域在功能上依赖于以沟通为取向的行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系统中，出现了一种妥协结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妥协结构可以看作是生活世界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和垄断权力的国家机器所具有的系统意义和不断增长的复杂性的回应。今天，社会福利国家的妥协措施虽然陷入了危机，但还是留下了选择的余地，从中依然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发生阶段的影子。②
选择的余地取决于一种政治的逻辑，这种政治听从于经济的和国家的系统命令。但是，这两个亚系统受制于媒介，互为周围世界，相互应当保持理智，而不只是互为负担，构成一个无法进行自我反思的总体系统。在这种政治范围内，需要讨论的只是如何正确分配国家和经济这两个亚系统所要承担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所释放出来的动力，另一些人则认为在于强加在经济头上的官僚束缚。而相应的诊治方法则是用社会来约束资本主义，或把问题从政府计划领域转移到市场当中。有些人认为，日常生活受到系统干扰的根源在于劳动力的货币化，另一些人则认为在于官僚统治对于个体创造力的破坏。但双方一致认为，生活世界作为需要保护的互动领域，相对于社会现代化的发动机(国家和经济)而言，所发挥的只是一种消极的作用。
①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2卷，第8章。
② 请参阅奥佛的分析：《关于现代社会福利国家中的一些矛盾》(Zu einigenWidersprüchen des modernen Sozialstaates'),载：《劳动社会的危机》，第 323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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