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社会福利国家的捍卫者普遍处于守势，而新保守主义则充满自信，试图把社会福利国家的妥协推向终结—或至少重新明确其前提条件。为了彻底改善资本的使用条件，新保守主义者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在短期内会波及到社会下层或边缘群体的生活世界；他们也冒着一定的风险，对整个社会构成了冲击。随着社会的日益分化，形成了一种新的阶级结构。经济增长是靠不断创新来加以维持的，而创新的动力最初又与国际上失去控制的军备扩张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合理化生活世界的规范意义不再仅仅表现为分配公正的传统要求，而是有了更广泛的表现，比如所谓的后物质价值、保护高度分化的生活方式所具有的自然基础和内在交往结构。于是，系统命令和生活世界命令之间出现了新的摩擦，并引发了新的冲突，而现有的妥协结构是无法解决这些冲突的。当前的问题在于，根据以系统为取向的政治的古老规则，是否还会出现一种新的妥协—或者说，是否可以通过社会运动来应对危机。我们知道，危机是由系统引起的，并被认为是系统的危机；而社会运动则不再以系统的控制需要作为自己的取向，而是把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界限作为自己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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