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触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在宏大设计中克服危机的可能性问题，为此，实践哲学提供的途径是革命实践。如果整个社会不再被看作是一个更高的主体，具有自我意识，能够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也就不存在什么通道可以让革命者进入自我关系，以便对破碎的宏大主体施加影响。如果没有了一个自我关涉的宏大主体，无论是社会总体性的自我反思认识，还是自己施加影响的社会，都是不可思议的。一旦在公共舆论和公共意志形成过程中，更高的主体间性代替了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体，这种自我关系也就失去了意义。但问题在于，如果前提发生了改变，我们来讨论一个“对自己施加影响的社会”，到底还有没有意义。
一个社会要想对自己产生影响，一方面要有一个反思的中心：在这里，社会在自我理解过程中形成了关于自己的知识；另一方面要有一个行政系统，它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要能对整体施加影响。那么，现代社会能否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呢？关于现代社会，系统理论设计出了一幅“没有中心机构”的分散图景。①按照系统理论的理解，生活世界彻底瓦解为各种具有不同功能的亚系统，诸如经济、国家、教育、科技等。这些系统单子用功能关系取代了枯萎的主体间性关系，但无法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去调节它们复杂的平衡关系。它们必须相互制衡，因为，和它们一道形成的整个社会功能中没有一种可以获得优先性。没有一个亚系统可以处于等级秩序的顶端，并像阶级社会中国王代表帝国一样代表整个系统。于是，现代社会中再也没有了一个自我反思和自我控制的权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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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卢曼：《社会福利国家的政治理论》，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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