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系统理论看来，只有亚系统才能形成诸如自我意识这样的东西，而它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发挥自己的功能。只有从作为其周围世界的亚系统来看，社会的总体性在自我意识当中才会有所反映：
对整个社会而言，要想就存在和有效性达成共识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们所使用的共识，不过是一种临时得到的认可而已。除此之外，还存在着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现实综合体，在诸多复杂性层面上，它是一种功能特性，那些个别功能系统自已就可达到这种复杂性，但却不能在普遍的意义上获得综合性世界观。①
卢曼在脚注中对这种“临时性”做了如下阐述：
胡塞尔主义哲学把这种临时性命名为“生活世界”，从而赋予它作为一种具体先天性的终极有效基础的特殊地位，而这也是胡塞尔主义哲学在社会学讨论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假设生活世界具有“存在优生性”，在社会学上或许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各种社会现象学来说，胡塞尔的先验论遗产或许是一种负担。①交往理论的生活世界概念则摆脱了先验哲学的束缚。如果我们想搞清楚语言社会化这一基本事实，我们就很难放弃生活世界概念。如果不预先为所有人设定一种主体间共享的生活世界，互动参与者就无法完成具有协作功能的言语行为。而且，这个生活世界趋向于一种对话情境，并和每个人都有着切身的关联。对那些用第一人称单数或复数从事交往行为的人来说，每一个生活世界都构成了一种总体性的意义语境和指涉语境，并在历史时间、社会空间和语义领域构成的协调系统中达到临界状态。此外，不同的生活世界虽然相互冲突，但不会彼此老死不相往来。作为总体性，只有当理解视野相互“融合”(伽达默尔语)时，它们才会顺应其普遍性要求，解决相互之间的分歧。因此，即使是发生分化的现代社会在日常交往行为中也具有一个潜在的中心，由此出发，功能各不相同的行为系统只要没有超越生活世界的视界，就可以一直保持其直觉上的影响力。当然，这个中心也是一种规划，不过是一种有效的规划。这些分散的总体性规划你争我夺、相互超越、相互占有，于是形成了诸多对抗性中心。即便集体认同在阐释的潮流中也是摇摆不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支离破碎的网络，而没有一个稳定的自我反思中心。
① 卢曼：《社会结构与语义学》(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Semantik),第 1 卷，Frankfurt am Main, 1980,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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