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没有发生分化的社会(也就是不再用传统的自我表现的方式掌握关于它们自己的知识的社会)中，日常实践也为自发的自我理解过程和认同形成过程提供了一个场所。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从充满复调的模糊总体性筹划中也形成了一种充满异议的公共意识。这种公共意识可以根据不同的主题和贡献而集中起来，并表现得越来越清晰。在更高层次的公共交往过程中，它会变得更加清晰。传播技术，首先是印刷术和出版，然后是广播和电视，使对任何语境的表达都能获得把握，并建立了一个高度分化的公共领域网络，其中既有本地的公共领域，也有跨地区的公共领域，既有文学公共领域、科学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也有党派公共领域或组织公共领域，更有依附于媒体的公共领域和亚文化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无论多么专业化，都建立在异议和相互渗透的基础上，而且，在公共领域当中，意见和意志的形成过程获得了制度化。边界是虚设的。每一个公共领域都对其他公共领域保持开放状态。它们的话语结构源于一种不加任何掩饰的普遍主义倾向。所有的局部公共领域都指向一个总体性的公共领域，而依靠这个总体性的公共领域，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自我认识。欧洲启蒙运动吸收了这一经验，并把它纳入自己的纲领。
① U.马蒂森：《生活世界的丛林》(Das Dickicht der Lebensuelt), München，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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