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认识到了社会福利国家纲领内部所固有的矛盾。社会福利国家的真正目的是要解放具有同等结构的各种生活方式，同时为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能动性提供活动空间。然而，权力媒介无法应付新兴的生活方式。自从国家分化成为一个由多种媒介控制的功能系统之后，它就不能再被认为是核心的控制机制，可以让社会把自己的自我组织能力集中起来。有一个功能系统囊括了整个社会的视角，自身却又可以从某个亚系统的视角来把握整个社会。这个功能系统超越了生活世界的视界而获得了独立。与此相对的，是一个公共领域中意见和意志的形成过程，虽然充满异议，但依然集中在整个社会当中。
官僚化的社会福利国家纲领在历史上越来越让人失望，从而形成了一种似乎带有立体感的新的“政治”观念。一种权力媒介只有在表象上可以用于工具理性目的，在它的系统意义之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维度。在政治公共领域当中，复杂社会可以与自身保持规范距离，并在集体层面上处理危机经验；而政治公共领域无论是与政治系统还是与经济系统都保持距离。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一样，都有一种相似的问题特征和分裂特征。现在，政治系统自身被看作是控制问题的根源，而不仅仅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手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控制问题与理解问题之间的差异。系统不平衡和生活世界病理之间的差别，或者说，物质再生产的障碍与生活世界中符号再生产的亏缺之间的差别，也变得一目了然。变得非常显著的还有：生活世界的稳定结构在维持就业系统和控制系统时所引起的缺失与由于功能系统的命令而导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之间的差异(这些功能系统把它们的负担转嫁了出去)。这些现象表明，控制劳动和理解劳动都是资源，但不能任意替换。无论是团结或意义，都不能用货币和权力去购买。一句话，社会福利国家在清醒过来之后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结构，而有了这种意识结构，社会福利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反思性，不仅致力于驯服资本主义经济，而且致力于驯服国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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