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不仅资本主义，而且干预主义国家自身也要“从社会的角度加以约束”，那就要重新明确上述使命。社会福利国家纲领认为，公共管理机构在规划过程中能够对其他亚系统的自我控制机制施加影响。如果这种间接的“管理”应该扩大到国家的组织活动之中，我们就不能把影响模式界定为间接的控制；因为只能由其他的亚系统来提供一种新的控制潜能。即便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种补充的系统，一旦再次出现失望和疏远的情况，我们又会面对如下问题：生活世界的危机感可以毫无保留地转换为与系统相关的控制问题。
相反，关键是要在生活世界与系统交换过程中建立一个防护体系和传感设备。无论如何，一旦不断合理化的生活世界要抵御难以忍受的就业系统的命令，或抵御行政系统在操持日常生活时所导致的可恶的负面后果，就会出现这种界限问题。系统不会因为其学会了更好地发挥功能而失去其魔力，因为这种魔力是资本主义劳动市场施加给劳动力的生活历史的，是从事管理和监督的行政网络施加给当事人的生活方式的，是失去控制的核军备竞赛施加给各国人民的生活期待的。相反，生活世界中的冲动必然会进入自我控制的功能系统。①当然，这就要求改变自我组织起来的自主公共领域与由货币和权力控制的行为领域之间的关系，换言之，要求在社会一体化层面上重新分配权力。团结所发挥的社会一体化力量，在面对系统一体化的控制媒介(货币和权力)时必然会捍卫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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