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席勒建立审美乌托邦，其目的并不是要使生活关系审美化，而是要革交往关系的命。超现实主义者在其纲领中要求艺术溶解到生活中去，达达主义者及其追随者也充满挑衅地这样强调；相反，席勒则坚持纯粹假象的自律。他同时也期望审美假象所带来的愉悦能导致“整个感受方式”的“彻底革命”。但是，只要缺少现实的支持，假象就永远是一种纯粹的审美假象。和席勒一样，马尔库塞后来也是这样确定艺术和革命的关系的。由于社会不仅在人的意识中，而且也在人的感官中进行再生产，因此，意识的解放必须以感官的解放为基础——必须“放弃对给定的客观世界的强制性亲近”。尽管如此，艺术仍然不能完成超现实主义者的指令，艺术不应放弃其崇高性而转向生活：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想像“艺术的终结”，即人们不再能够区分真和假、善与恶、美与丑。这也许是文明达到极点时所导致的彻底的野蛮状态。②
① 席勒，《全集》,第5卷，第655页。
② 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Konterrewolution and Rewolte)，Frankfurt amMain，1973，第140页及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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