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数字空间中的伦理学是什么，或者说非实体化的理性主体如何在其中实践自己的伦理行为呢？对于这一点，《在线生活宣言》中给出了另一个解释：“从信息匮乏逆转为信息过剩”①。的确，前数字时代，各种信息渠道有限，人们能够获得的相关认知和信息相对稀少，在这种情况下，主体的自主性变得十分关键，因为理性主体需要运用自己的推理能力来完成实践上的行为选择。康德的实践理性，也可以理解为运用先验理性原则，对实践行为的伦理推理和选择。一旦发生了逆转，今天我们能获得的信息不再稀缺，那么我们是否还存在着利用实践理性推理来选择行为的问题？例如，在自动驾驶技术中，自动驾驶的辅助系统帮助驾驶汽车的司机主体观测周围的环境，可以帮助司机及时避开司机都没有注意到的危险行为，如遇到正在过马路的老人，辅助驾驶就自动选择了减速。也就是说，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帮助人类主体提前预判了行为，从而避免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所以，弗洛里迪曾经在他的《信息伦理学》一书中提出，面对数字空间中的伦理学，即信息伦理学应该是这样：“由于一整套信息与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生活方式的信息社会成为可能，作为技艺最充分的表达，信息社会中产生了基础性的伦理问题。如今，一个急迫的任务是表述一种信息伦理学，它能够把数据、信息以及知识的世界当作一个新环境即信息圈来对待，而生活在其中的人类作为信息化有机体，可能会迎来繁荣。”①弗洛里迪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着各种信息和数据的空间，在他所谓的“信息圈”（info-sphere）里，信息和数据是过剩的，而不是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互动依赖于各种数据和信息的高度丰富的交流，这构成了一个数据和信息极大丰富的社会状态，而数字空间的伦理学必然是以大量信息和数据过剩为基础的伦理学。
第七章 云秩序与物体间性的数字伦理奠基
① Luciano Floridi, ed. The Onlife Manifesto, Being Human in a Hyperconnected Era, Heidelberg: Springer Press, 2015,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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