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西方精神分析奠基人弗洛伊德把表现“弒父娶母”题旨的古希腊神话与悲剧故事《俄狄浦斯王》解读成为一种潜在的、基本的人类戏剧符号，从中萃取出“俄狄浦斯情结”这个概念，认为其代表了一种隐匿的、普遍性的人·类欲望，一切梦幻、幻象、幻觉和文学都是这一神话的嬗变。无意识则以不同的形式重述这一故事(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与弗莱“原型批评”理论由此获益匪浅)。无意识因此发挥着个人的和“无时间”的“戏剧”功能。在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所主张的精神分析学说中，儿童仇视异性的父母，由此产生与男孩相关的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以及与女孩相关的伊莱克特拉情结(ElectraComplex)和阴茎忌妒。孩子、母亲和父亲共同构成一种家庭三角结构，这种结构在决定个性的形成与成人欲望的轨迹问题上，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是诊断许多病理学现象的参照点，并且启发了拉康关于想象界、象征界、真实界三维结构的构想。弗洛伊德在不同国别、不同时代的三部伟大的世界名著—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卓夫兄弟》中找到共同的俄狄浦斯情结轨迹，似乎证实了他精神分析学说的正确性和普遍性。E.琼斯用俄狄浦斯情结解释哈姆雷特踌躇之谜，曾经激发了精神分析学派文学批评家们的热情。
德勒兹和加塔利从他们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观念出发，颠覆了弗洛伊德对神话与文学的阐释。他们认为，无意识远不是神话的、再现的或某种亟待解释的东西，而是社会的、政治的和生产性的。人类隐秘玄奥的无意识生产出各种奇怪的联系和形象，例如狼人对狼的迷恋，孩子对机器的浓厚兴趣，艺术家对颜色的痴迷，吸毒者对幻觉的快感联想，等等。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家把欲望的联系和生产性加以临床诊疗般的索解，探求表面现象之下隐匿的深层蕴涵，把无意识欲望视为俄狄浦斯戏剧的能指。例如，认为狼即是狼人的父亲，梦幻是失却的欲望的补偿，孩子的玩具是母亲身体的替代物，等等。弗洛伊德之误在于把俄狄浦斯戏剧视为再现而非创造—欲望形象的创造。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在对母亲的欲望和对父亲的死亡之间建构了联系；而这种父亲一母亲形象的联系在剧中直接提示了政治、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维度：国王与王后。德勒兹和加塔利追随尼采而不是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的本质不是个人的，而是政治性的。这出古希腊悲剧演示的不是“无时间”的俄狄浦斯式的“人类家庭戏剧”原型，而是特定的国王和政治权力。现代关于“父亲”的概念是从集体的和政治的投注(investments)发展出来的。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现代父亲是从这种投注的男性政治领导者形象中衍生出来的。在男人或父亲的个人形象出现之前，社会机器(通过诸如古希腊悲剧中的事件)已经塑造了国王、暴君、银行家、警察或法西斯主义者形象。男人(man)是从社会角色中生成的，这种社会投注须得在集体观看中创造：从古代磨难仪式到现代电影和大众文学都是这种投注式的观看。这意味着文学不是再现性的，而是生产性的。文学具有促发欲望、创造新的思想与情感效应的力量。“文学是一种超越任何既有的思想形象”或艺术规则的生成力量。经由文学而生成女性或摧毁俄狄浦斯男性，意味着政治和未来的开端。……文学因此不是屏蔽和再现无意识和无时间戏剧的工具。文学生产新的戏剧和强度。文学不能简缩成为男性的故事和解释；它永远拥有超越男性的力量：生成女性。”①从反俄狄浦斯的思想立场出发，德勒兹从其生成哲学的维度阐发了无意识欲望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以及女性主义理论的关联。
it
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