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采哲学的观照下，《反俄狄浦斯》所讨论的最基本关系是利比多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而扬弃了其他关系或问题，例如临床医学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界说，心理学视欲望为“匮缺”的定义，俄狄浦斯模式等都遭到他们的扬弃。但把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纳入问题框架进行整合，德勒兹和加塔利并非始作俑者。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是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杂糅的佳例，W.赖希的《性高潮的功能》亦颇为著名—它们都是《反俄狄浦斯》的前驱。马尔库塞实际上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生产的社会历史概念、韦伯的宰制概念落实到弗洛伊德的表达模式上，把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关系作为批判的标靶，由此改变了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的历史观。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原始部落神话和原初弑父的母题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非真正的人类学，也不具真正的历史价值。俄狄浦斯情结作为施行压迫与压抑的权威象征，在马尔库塞的神话一历史图式中第一次由家庭向外拓展到社会，从父亲形象延伸到头领、牧师、老板等形象。此外，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明显地体现了融合马克思与尼采的旨趣：韦伯改革基督教心理学(尼采最喜爱的目标之一)以适于资本主义剩余生产的动力学(马克思分析的主要焦点)。韦伯的关键概念“理性化”既来自尼采《道德系谱学》对作为等价物的堕落文化的现代性分析，也与马克思关于作为资本主义普遍等价物的资本经济看法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卢卡奇把韦伯的“理性化”移植成“具体化”(视之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直接效应)，都接近于分裂分析对尼采与马克思的糅合。①德勒兹和加塔利与韦伯、霍克海姆、阿多诺、卢卡奇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产生了两种对立的文化效应：解编码与重新编码。他们避免了韦伯关于现代性的铁笼、霍克海姆/阿多诺关于单维度的文化生产的总体性，卢卡奇对前市场化的19世纪现实主义的怀旧情感以及对现代文化的全面抨击等片面的悲观主义倾向。
① 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analysis, p. 6, London:Routledge, 1999.
第二编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分裂分析与资本主义
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