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弗洛伊德与尼采历史观的问题上，德勒兹/加塔利与布朗(N.O.Brown)的观点形成交织和对照关系。虽然他们都赞同这样的看法，即弗洛伊德与尼采认为西方文明社会不断地对人类犯罪，但是布朗倾向于借用弗洛伊德学说对此加以解释(尽管他在对弗洛伊德的修正中也乞援于尼采关于金钱的分析)，而德勒兹和加塔利则倾向于借用尼采思想对此进行阐发。布朗认为金钱的原初功能不是为了方便贸易，而是为了创造与支付债务，由此既滋育又缓解了犯罪。在古代社会，债务被归于神，因此在原则上是可以清偿的，而且实际上也呈现周期性清偿的现象；而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当债务归于他人并非归于神的现代来临时(新教世俗化与资本主义的崛起)，债务便变得无限循环且不能清偿了。布朗认为，只有完全拒斥新教一资本主义罪与债的文化，将此理解成为精神病的一种形式，我们才能从历史中解放出来。德勒兹和加塔利钟情于尼采式的社会政治解释，在旨趣上迥异于布朗式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维度的解释。他们的历史观清楚地表明：历史绝非是精神病症，而是机遇和流变。资本主义不同于其他任何社会，它建立在非个人市场联系的“现金关系”(cash nexus)的基础上。但布朗的看法也给予了德勒兹和加塔利以极大的思想启迪，他们由此看到尼采和弗洛伊德关于罪恶的分析对于马克思的剥削分析理论具有重要的互补性：金钱不再仅仅被设想为交换和积累的工具，而且也是制造和施加债务与罪恶的工具。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分裂分析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后现代探索中占有一席独特的位置。在社会文化层面，精神分裂症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揭示了其内在矛盾。总括而言，资本主义孕育了精神分裂症，资本主义作为近代以来主导世界历史的重要社会文化模式和流变力量，不断地在扩张。但是，无论是地理上的殖民扩张(帝国主义)，还是心理上利益驱动的扩张(欲望的市场竞争)，都消弭了现存的意义与信仰，因此都是“精神分裂症”的扩张。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而资本主义的另一极“精神偏执症”则倾向于建立绝对的信仰系统，企图将一切意义加以固定。尽管“偏执狂”与“分裂症”两个术语皆有精神病学的渊源，但是德勒兹和加塔利主要把它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学规律和组织原则。前者古老、传统，以信仰为中心，以辖域化为特征；后者生气勃勃、自由无羁，具有革命的或积极的潜力，呈现出解辖域化的趋向。
第二编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分裂分析与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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