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无器官身体恰如身体与意识之间的一个屏幕。当反生产的力量把由生产的欲望所造成的积极联系加以解性欲化或中性化时，无器官身体就构成了一种刻录的表面。在器官机器和无器官身体之间，欲望生产和反生产构成交互节律。反生产的效应之一就是从既已建构的联系和满足模式中解放出来，生成一种好像亟待刻录的空白纸版(tabularasa)的“无器官身体”——欲望驱力的轨迹可以在上面生成多元性与差异性。
三、游牧主体的“消费结果的联言综合”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游牧主体的“消费结果的联言综合”(the conjunctivesynthesis of consumption-consummation)除了本身具有独特的内涵外，还涉及社会体中主体、消费、债务与义务等维度及其相互关系。
主体是伴随着“上帝之死”而来的一种现代哲学观念。如果我们不再设想有某种神圣的力量赋予世界以意义和秩序时，我们就会从新的维度把我们的世界阐释为一个有规律和秩序的整体。从17世纪哲学家笛卡儿的思想观念到20世纪阐释学的解释，都把人作为阐释经验世界的主体，力图以理性去解释或怀疑一切。笛卡儿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即是一种关于主体的宣言。显而易见，大多数20世纪和21世纪的理论都接受了这种主体原则。这种原则已经超越了哲学的范畴，而进入了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
但是，德勒兹和加塔利游牧主体(nomadic subject)的概念指涉的却是一种后结构主义多元生成的主体观。他们把游牧主体描绘成巡游于无器官身体网络的纯粹强度的点，标示着不同的欲望机器在主体身份上混合生成的轨迹。游牧主体追溯的是生成他者(becoming-other)的过程，即追溯主体生成植物、动物和矿物，生成“种族、文化及其诸神”的过程。这种生成过程以历史的名义跨越了自然和社会的无器官身体的世界。辖域化的社会符码是一种排外的、限制的、否定的选言综合。它们犹如频道，把欲望生产导入指定的渠道。而一旦重大的社会变革使得这些符码被解辖域化，那么，涵盖一切的无器官身体便成为可能，欲望生产的第三种因素——游牧主体也因此产生。
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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