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制社会体的权力结构中，反生产的功能颇为不同，它不是以血缘系谱和婚姻联盟的网络来连接债务与责任义务，而是将一切义务都集中地导向专制者本人——人们必须对独裁统治者效忠，从而把原始社会体零星的、交互的反生产关系转化成为向“超编码”的独裁统治者(例如封建社会的国王)履行的一种无限的、单向的债务。比较而言，专制主义的精神偏执症(paranoia)特征，不仅可以同原始社会体精神反常症(perversion)的特点形成对照，而且还可以同资本主义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及核心家庭症(neuroses of thenuclearfamily)构成对比。
在资本主义社会体中，金钱公理化的出现打破了以货易货和物物交换的社会生产流通状态，标志着以抽象价值对社会编码和文化意义的一次宏大的解辖域化。资本主义与其他任何以编码和超编码为特征的生产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社会组织是建立在公理化(axiomatization)过程的基础之上的。公理化不仅脱离了意义、信仰和习俗，而且还不遗余力地蔑视和颠覆它们。可以说公理化把具有特异性质的活力论和现代主义赋予给资本主义。与原始社会体和专制社会体“质量”的社会组织不同，资本主义公理化的社会组织机制是“数量”的、严拒意义的。例如在资本市场上无名无姓(性)的工人只有作为抽象而可测量的劳动力数量才具有价值，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不再存在与性质相关的区别。因此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称为流(flow)的剩余价值，而不是编码与超编码。它在生产厂家(包括消费生产)投资的金钱之流(劳动、物资、技术、市场开发)与生产一消费循环的末端回笼的金钱之流之间构成了一种可计数量的差异。资本主义是通过市场来组织生产的，不再支撑原始社会体本土性组织的动态债务关系，也不再为了反生产的超验实体(如专制者)的原因而组织等级制的生产，而是为了剩余价值本身进行不断地生产。资本本身成为它自己反生产的例证，剩余价值变成了它自身的目的。因此，资本主义的公理化通过抽象价值对编码和意义进行第二次宏大的解辖域化(专制独裁的分配是第一次宏大的解辖域化)，金钱(资本)及其公理化原则取代了编码和意义而成为社会组织的基础。这就是德勒兹和加塔利以公理而不是用编码和超编码来将流动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与其他社会体区分出来的理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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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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