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体中仅仅作为心理学“后像”的俄狄浦斯幻象现在变成无处不在、无可规避的现实具象，独裁者乱伦的权力使他完全脱离了普通的道德伦理。但是，专制帝王的乱伦仍然不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一般人的乱伦，因为其形式并不是对乱伦的普遍禁制，而是仅仅让独裁者个人合法化享用的等级制金字塔上的权力。
而与此相应，原始社会体的辖域刻录体系在专制社会体中也变成了帝国刻录(imperial inscription)体系，德勒兹和加塔利称之为“恐怖的体系”。独裁者创造了新的书写或刻录方式：“立法、官僚制度、计算、敛集税费、国家垄断、帝王旨意、官方行为、历史图式—所有一切都书写在独裁者的群像身上。”(《反俄狄浦斯》202页)原始刻录中声音与图画具有独立性的特征消逝了，书写与声音结盟。于是声音犹如太上皇般隐退，成为一种基本缺席了的声音(恰如德里达所表明的，这可适于一切书写)。因为帝国的幅员辽阔，无法以个人的声音统治，于是由国家机构撰写条文治理天下。原始刻录体系中声音与书写的两个独立的亚范畴变成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书写进入可视的实践领域，但是也屈从于缺席的声音(帝王的旨意)。将口耳相传的民族与使用文字的民族区别开来的不在于图案系统的缺场，而在于在说话的声音与刻录之手之间一种固定联系的缺场。
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原始表达式是一种内蕴的秩序（orderofconnotation)，其所说之词语是一种多声符号，而所指涉的事物同样也是多元符号，声音与绘写有着内在的联系。与之相反，独裁的表达式则以一种屈从的秩序(order of subordination)取而代之：原始的图形符号被加以解辖域化，剥夺了其多元的内蕴，变成单维声音的副本；最后声音被一种超验的权威赋予意义，从而强化了语言规律，一种固定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建立了起来。文字图形系统屈从于声音系统，从声音中萃取出一种解辖域化的抽象之流，从高处招来一种“沉默的声音”。R.博格认为：“这种来自高处的沉默的声音是独裁者一神论的法律，而这种解辖域化之流则是索绪尔的能指。”①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索绪尔语言学是彻头彻尾地基于独裁专制的表达式。索绪尔符号理论是能指凌驾于所指之上并且主宰着所指：能指与所指的配对是符号的竖式关系，而所指的相关意义或价值是由能指之间横向的差异关系决定的。通常结构主义认为任意性的能指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导致了意义的产生，但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这种对结构的阐释预设了两种因素：一种是强调任意性能指的力量，另一种是固定住能指与所指的联结的力量(即强制出一种语言的超验律则）。索绪尔及其追随者因此将能指与高高在上的权力、法律联系起来，因为在他们的符号理论中，能指明显具有独裁专制的功用。能指不仅是一种任意性的实体，而且还是一种声音的形象(sound-image)，是“来自高处的沉默的声音”的回响。
① Ronald Bogue, Deleuze and Guattari, p. 99,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第二编 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分裂分析与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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