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与反生产的关系上，资本主义是一种“后国家机器”资本主义机器的社会体是资本自身。而资本主义反生产机器不再是反生产的超验实体(专制者)，而是对生产机器运作的一种实现其剩余价值的调节机制。因此，资本主义反生产并非呈现在帝王将相的豪华宫殿和巍峨陵墓的耗费或挥霍之中，而是表现出一种病态式的贪婪—德勒兹和加塔利称之为“政治一军事一工业情结”。资本主义有一个巨大的反生产系统处于生产的核心，以吸收过度生产和保持资本主义机器的运转。20世纪的凯恩斯学派经济学策略和美国罗斯福新政以及核武器竞赛都蕴涵了这种有意图的效应。
资本主义社会体的刻录因此也有其不同于前两个社会体的一些特质。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资本主义刻录体系称为“犬儒主义体系”；尽管这个体系也掺和着某种程度的“虔诚”(多数是虚假的)。人们继续假装去相信“进步”、“技术”、“生活方式的选择”、“历史的目的”等等，但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信仰的东西了。
霍兰德指出，犬儒主义与虔诚表达了资本主义编码形式的两种要素：解编码与再编码。它们与解辖域化与再辖域化相呼应，构成了资本主义公理化的基本韵律。而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解编码是资本主义公理化的积极要素，因为它把欲望从扭曲的樊篱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资本持续扩张的两种情况的描述，与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观念在学理上是相通的：其一是一种新的、更具生产性的资本流，是“生产方式的持续革命”，它转化现存的生产和消费机器，对现存的劳动和资本解辖域化，这种解编码过程遍及整个社会；其二是这种进步运动突然被中止，一切都被再辖域化，把生产与消费关系套上剩余价值私人占用的辔头。①再辖域化使资本主义的权力要素现实化，以一种倒退的力量阻碍新的生产力发展，因为不愿再投资进行消费生产而拒斥消费；而解辖域化作为一种经济要素则代表着“生产方式的不断革命”，把生产力和消费从它们现存的对象和局限中解放出来。权力与经济之间的这种差异，揭示了资本主义两种要素之间的矛盾。
第二编 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分裂分析与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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