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市场使家庭彻底遭到贬黜，它全面接管了社会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功能。而在原始社会和专制社会中，这种功能大致是属于家庭事务和国家直接的政治统治范畴。在原始社会条件下，家庭、亲属与社会关系是直接吻合的。即使是在专制社会条件下，大多数社会等级划分，依然与家庭密切相关，只不过专制者与其臣民之间的关系显然是政治性的。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曾经凌驾一切的国家政体变成了“解编码流的调控者”，基本社会关系不再是从家庭、人际、政治维度编织起来的，而是由市场构筑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皆通过金钱流和资本流而产生。而家庭则被颇为特异地划分为私人领域，与社会生产、再生产的公共领域或经济领域分隔开来。德勒兹和加塔利赞同马克思的看法，认为伟大的变革发生于伴随着劳动力商品化的抽象劳动实现之后。他们认为，当资本不再是联姻资本之后，资本主义机器就开始生成血统资本(filiative capital)了。当钱生钱，或者价值生产剩余价值之时，资本就变成血统资本了。唯有在此条件下，资本才变成占用一切劳动力的新社会体。由此，血统资本实际上取代了专制者的位置而成为社会生产投资的焦点和基础，成为一切债务之源。这种社会体直接变成了作为金融资本的经济。它所刻录的也不再是生产者和反生产者，而是作为抽象计量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生产力和反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反生产关系……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分裂分析最终一个环节落实在资本主义与核心家庭的关系上。鉴于联姻与血统不再经由人而是经由金钱得以决定，因而家庭变成了一个缩微宇宙，父亲、母亲和孩子全都变成了资本形象的拟像(资本先生、大地太太及其工人孩子)。家庭的决定性变成了社会公理的应用，家庭变成适应整个社会的亚聚合体。如果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角色业已是经济功能的形象，那么家庭角色只不过是这些形象的形象，是衍生物的衍生物。当然，资本主义家庭也复现其他社会形式的压制的基本因素：与生活方式的分离，遭禁制母亲形象的肉身化，对专制法律的服从，禁制者父亲形象的肉身化。作为情结的俄狄浦斯已经来临。随着资本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公理化，核心家庭中的人类再生产也分离出来，俄狄浦斯情结随之完全渗透了乱伦禁忌的三重表达式：不仅是乱伦的压抑表达和置换表达，而且变成了真正的欲望表达。欲望在原始社会体中是生活方式的直接应用，在专制社会体中是通过反抗政治统治获取自由，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体中，尽管欲望仍然采用诸如此类的形式，如保全生活方式，终止政治宰制，但是，这时核心家庭的有形的机构却以一种“客观”形式弥补了其表达的缺陷，设定了欲望生产的陷阱：俄狄浦斯。德勒兹和加塔利不仅认为俄狄浦斯是一种诱捕欲望的形象，而且还指出俄狄浦斯与死亡本能的关系：在专制社会首先引发的死亡本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更为弥散开来，但是它不再是来自专制者的高高翱翔于众人头上的恐怖威胁，而是变成了内在于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死亡威胁。人们总是担忧没有足够的金钱养家糊口，担忧失业，担忧失去市场份额……正像资本主义其他的禁欲主义因素一样，这种基于市场的死亡本能的形式由核心家庭的动力学所折射和强化，父母之爱是作为金钱而发挥功能的。如果孩子被剥夺了父母之爱，如果他们破坏了“父亲的法律”并且无法获得母亲的支持，他们就会夭折，因为他们是被有效地与其他养护之源相分隔的柔弱的孩子。死亡本能就这样逼迫欲望不断地妥协和作出反应，从而把他者的欲望作为自己的欲望—只不过现在不是专制者的欲望，而是老板或父亲的欲望。①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俄狄浦斯情结才真正地变成现实，而反俄狄浦斯是一项艰巨而具有现实性的任务。尽管资本主义核心家庭与社会相分隔，但它绝不是自主的或独立于社会的。恰恰相反，通过生产方式，核心家庭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角色—再编码、禁欲主义主体的塑造、欲望的妥协和非个人化。显而易见，在所述的三种社会体中，俄狄浦斯从来就不是原因，它依赖于某种类型的社会结构，是欲望的社会投注。
第二编德勒兹与微观政治哲学：分裂分析与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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