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勒兹关于差异与重复的哲学观念来看，少数族与多数族之间的区别是一种分子与克分子之间的区别。少数族政治学、美学没有以前给定的(或超验的)尺度或标准来囊括一切，进行认同。加在群体之上的每一点东西都会改变该群体的原状。例如，当第三世界或黑人妇女参与和汇人欧美女性主义运动时，原先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内涵和特征也因之改变。少数族文学通过续写、重写、逆写、改写和戏仿多数族文学经典，从而重复过去、介入现在以创造未来。例如，女性主义文本、后殖民文本常常重复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作品，加以逆写，从而创造新的维度。譬如，英国当代女作家琼·里斯(JeanRhys)的中篇小说《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1966)“重写”了夏绿蒂·勃朗蒂的《简·爱》(1847)，创造性地改写了这个经由男主人公罗切斯特之口讲述出来的前妻故事，即“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的故事，使之成为一个不幸的女人对买卖婚姻与男权统治的有力控诉，揭示了罗切斯特作为压迫者、欺骗者的形象以及冷酷、生活放荡、道德责任缺失等人格缺陷。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格巴的《阁楼上的疯女人》、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琼·里斯的《藻海无边》都是对《简·爱》进行抗拒性批判解读的经典文本。此外，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J.M.Coetzee)的《敌人》(Foe，1986)“重写”了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1719)；彼得·格林纳威(P.Greenaway)的电影《彼罗斯彼洛的魔典》(Prospero's Books,1991)“重写”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1623)；等等。在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少数族的概念上，这类女性主义文本和后殖民文本的续写、重写、逆写、改写和戏仿是差异与重复的佳例。重复传统文学的声音与律则是为了寻求新颖而特殊的维度，拓展新的文学世界，创造异质的美学体验。
少数族和少数族文学的概念中的重复与差异问题是与尼采一德勒兹“永恒回归”的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真正伟大的文学实际上都是少数族文学。在“永恒回归”思想的观照下，唯一重复或回归的是差异本身。自然界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生中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瞬间。时光之流中，任何事件的重复必然是有差异的。生活的力量在于差异与重复，在于差异的永恒回归。文学中的每一事件都会改变文学整体。例如，在我们读过T.S.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情歌》和《荒原》之后，便无法再以原来的方式阅读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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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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