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倡导的解辖域化的后结构主义诗学，认为卡夫卡文学世界中的生成动物(the becoming-animal)——不再是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人与动物的互为解辖域化，是处于一种流变之间的链接，是一个生成(becoming)的问题，其容纳了最大的差异。卡夫卡的文学世界没有表层现象，也没有深度模式，是反意义的。因此在文本阐释上要运用以关注裂隙、异质和嬗变为特征的后结构主义美学方法来加以把握。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卡夫卡：走向少数族文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卡夫卡的文学世界是块茎式的褶子世界，而不是等级制的树状世界：
我们如何进入卡夫卡的著作？卡夫卡的著作是块茎，是洞穴。这个城堡有着多个入口，它们的用途和位置不太为人所知。《美国》中的饭店有无数的主门和副门，有无数的看守在守卫着，甚至还有没有门的入口和出口。……我们只能试图发现我们的入口与其他点有什么关联，所经过的十字路与走廊与其他两个点有什么联系，这幅块茎之图是什么形状以及如果人们从另一个点进来时，这一图式又会如何改变。只有多元性入口的原理能够防止敌人的入侵，防止能指和那些企图诠释实际上完全是开放性实验的著作的人的入侵。①
德勒兹式的“褶子”论是殊异于传统的思维方式(机械论、辩证思维等)的一种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和美学思维方式。在这种理论视野的观照下，少数族文学的双语或多语问题涉及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权力关系等层面。德勒兹和加塔利借用戈巴尔(Henri Gobard)的四种语言学模式来研讨这些问题。这四种语言模式是：方言(母语或地域语，农村社群使用或具有农村渊源)，媒介语(城市、政府、商务语言，是一种解辖域化的语言)，参照语(文化与感觉的语言，限定文化的再辖域化)，神话语言(在文化的视界中将精神或宗教再辖域化)。这四种语言学模式的空间范畴颇为不同：方言在“此”(here)，媒介语在“四面八方”(everywhere)，参照语在“彼”(there)，神话语言在“上”(above)。这些语言的属性变动不居，一个时代不同于另一个时代，具有模棱的边缘和正在嬗变的界域。例如，拉丁语在变成参照语、进而变成神话语言之前，曾经作为一种媒介语长期流行于欧洲；英语已经变成了今日世界的媒介语；等等。我们可以用辖域化、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概念对这些语言加以评估。卡夫卡时代的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崩溃，也是一个解辖域化的历史、语言、文化过程。卡夫卡是布拉格少数几位会说捷克语的作家之一。德语扮演了媒介语和文化语言(参照语)的双重角色，歌德总是在这一视界上(卡夫卡还懂得法语、意大利语和一点英语)。希伯来语是他后来才学习的拥有梦幻般活力的神话语言。卡夫卡把意第绪语视为重写德语的解辖域化的游牧运动，把这种大众口语性质的语言改造成为一种独特的写作形式，推动了布拉格德语解辖域化的进程。因此在语言上卡夫卡的作品是革命性的，是对已辖域化的主流语言的解辖域化。“布拉格德语是一种解辖域化语言，具有陌生的、少数族的用途”，今天许多人都生活在不属于他们的语言圈子中，“这是移民的问题，尤其是他们的孩子面临的难题，少数族的难题，少数族问题也就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①德勒兹特别强调卡夫卡在其所生活的时代对主流语言既有的辖域从内部进行颠覆、解构和重构，强调具有差异哲学和流变思维性质的逃逸线(theline of escape)，力图揭示卡夫卡文学语言在捷克语、德语、希伯来语及意第绪语之间复杂的“褶子”关系中解辖域化以及再辖域化的特征。
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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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 3,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