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与加塔利都反对神话一原型批评寻找总体性的“原型”的理论方法、反对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以及精神分析的追溯深层隐匿的无意识批评模式—如认为城堡即是上帝，即是父性原则的世界，即是无法捉摸的权力；蟑螂或甲虫即是焦虑，是阉割、梦界及其各种变异等等。他们在《卡夫卡：走向少数族文学》进行了解家庭化(defamiliarize)的理论努力，并指出：在弗洛伊德式的俄狄浦斯情结家庭三角关系之外还活跃着很多更有意义的千高原或块茎式的三角关系，构成分裂式的流变和差异，如《审判》等小说中“法官一律师一疑犯”三角、“叔父一律师一布洛克”三角、“银行雇员一警察一法官”三角，《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妹妹(母亲)一父亲”家庭三角、“秘书主任一父亲一三个官僚房客”三角，卡夫卡本人的“德国人一捷克人一犹太人”三角(卡夫卡运用的是主流语言德语，文化背景是边缘民族犹太人，在捷克的布拉格写作)，等等。家庭三角是与其他众多三角商业三角、经济三角、官僚三角、法律三角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决定了家庭三角的价值。①仅以《变形记》中妹妹的形象而言，她本身就是“姐妹一侍女一妓女”三位一体的三角。德勒兹和加塔利指出有两种乱伦：俄狄浦斯乱伦(Oedipal incest)与分裂乱伦(schizeincest)。前者是与母亲乱伦，母亲是一种辖域，一种再辖域化；后者是与姐妹乱伦，这是一种解辖域化的乱伦。精神分析常常混淆这两种乱伦，把姐妹作为母亲的替代物，把侍女作为母亲的偏移，把妓女作为一种逆转形式。事实上，姐妹不是母亲的替代物，而是阶级斗争或社会存在的另一个方面，即侍女和妓女方面。家庭容不下妓女，妓女链接的是社会。俄狄浦斯乱伦是与图像、画像及虚假的童年记忆相联系的。与此相反，分裂乱伦是与声音及声音所飘逸的方式相联系的，其中并无童年的记忆的障碍；分裂乱伦是一种最大限度的关联，是一种多元的拓展，它以侍女和妓女为中介，把她们置于社会的系列中而不是与之相反的精神病态的家庭乱伦中。这两种乱伦的对比在《变形记》中得到了清晰的表现：一方面是作为俄狄浦斯乱伦对象的穿皮裘大衣、裹着脖子的女士肖像(格里高尔在妹妹和母亲搬他房间里的家具的场景中趴在这幅肖像镜画上，“他那火热的肚子顿时觉得惬意多了”)；另一方面是裸露着脖子的妹妹，她演奏着小提琴，是一种分裂乱伦的对象。①妹妹演奏音乐，不是自娱自乐，而是想愉悦三个官僚房客，因为他们的房租，是一家人重要的经济来源。瓦尔特·本雅明认为有两种误释卡夫卡的方式：一种是生物自然的方式，一种是神学超自然的方式。无论是前者的精神分析还是后者的神学分析都偏离了卡夫卡诠释的基点。前者将卡夫卡置于幼儿园—将他俄狄浦斯化，使之进入母一父之联系；后者将卡夫卡局限于神学的形而上学思考，损害了贯串卡夫卡全部著作并在文学史上占特殊位置的政治、伦理和意识形态维度。
①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 1lf.,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第三编 德勒兹与文艺美学：思想的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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