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德勒兹差异哲学、德里达的解构论与贝克特小说的契合性而言，乌尔曼·在《贝克特与后结构主义》中认为，德勒兹与贝克特两人实际上并不相融。贝克特以漫画式的笔调，多写否定的事物，表现虚无感、挫败感和存在之悲，体现出批判性的特征；而德勒兹如同斯宾诺莎那样，被视为崇尚肯定、揄扬快乐、揭示存在的积极意义的哲学家。尽管如此，贝克特作品中一些具有否定倾向的关键概念与德勒兹以肯定为取向的关键概念密切相关。简言之，这些相互关联的概念包括存在的内在性，某种反柏拉图主义和对运动(变化、生成)的强调。①德勒兹曾经写过两篇论贝克特的文章《最杰出的爱尔兰电影》(TheGreatest Irish Film)和《穷尽》(The Exhausted),并与加塔利在《千高原》中把贝克特与卡夫卡、戈达尔等人一道，置于他们最钟爱的作家之列。德勒兹与加塔利常常借助贝克特的作品去阐发他们的哲学和美学概念。德勒兹强调生成，贝克特强调变化。例如，德勒兹认为贝克特力图强调声部变化多端的合唱(ensembles)而不是大一统的“整体”(theWhole)，注重寓杂多于一的一致性平台而非单维的有机整体，因为“整体”(意味着一切皆被揭示和完成)恰如《无法称呼的人》那样，是不可能最终完成的。德勒兹哲学与贝克特小说三部曲都体现出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促发运动，我认为从贝克特文本中两个关键词得到了反映：继续(on)和或许(perhaps，该词在三部曲中使用了589次)”②。德里达的解构论则迥异其趣，他是从内部颠覆柏拉图主义的，如揭示柏拉图的“Pharmakon”一词兼具“毒药”和“救赎”两义，因此导致其自我解构。
① Anthony Uhlmann, Beckett and Poststructualism, head pag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Anthony Uhlmann, Beckett and Poststructuralism, pp. 8 \~ 12,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第三编德勒兹与文艺美学：思想的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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