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特与上述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之间，构成了文学与哲学的关联域。作为学科，文学与哲学各有其确定的辖域与特征，文学从特殊到一般；哲学则从一般到特殊。借用福柯的术语，哲学是一种讲求理性逻辑的规训，强调明晰的确定性，而文学则追求富于情感蕴藉的秘响旁通，注重多义共生的非确定性。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艺术作品通过有限抵达无限，而哲学则通过一般进入特殊。贝克特在《但丁、布鲁诺、维科、乔伊斯》中也说了类似的意思：“诗歌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对位。”③尽管文学不能抽绎成为哲学，哲学也不能弥散成为文学，但是从德勒兹的辖域化一解辖域化一再辖域化的美学思想来说，贝克特文学与后结构主义哲学在面对战后法国乃至西方现实存在进行思想反思时，都致力于打破文学与哲学之间僵硬的学科界限，进行解辖域化，目的是开拓新的一致性平台，进行建设性的再辖域化。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贝克特的文学以其别开生面的特质滋育或者促生了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等一代人的后结构主义哲学与诗学观念，为我们从后结构主义离散性而不是连续性的思想维度审视和欣赏异于传统文学的高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现象提供了新的艺术空间。
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184
① Ronald Bogue,Deleuze on Literature, p. 205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② Anthony Uhlmann, Beckett and Poststructuralism, p. 21,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③ Anthony Uhlmann, Beckett and Poststructuralism, pp. 5 \~ 7,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