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括而言,后结构主义具有反基要主义、反中心论、反等级制的重要特征。这一思潮形成的重要标记之一,是德里达1967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戏剧》。德里达在演讲中批判列维一施特劳斯的结构概念,这宣告了后来影响极大的解构论思想的面世。他认为结构的概念基于的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谬论,这是西方形而上学思维的特产。德里达指出,结构主义认为一个结构必须具有某个具有本质特性的中心或基础,但是,这种中心或基础在属性上却是结构之外的东西。例如,基督教神学中可视为一个以上帝为中心、源头或基础的伦理学体系,但是这个伦理学结构的中心即上帝却是不受这个结构所限制的超验存在,他可以居高临下地降罪或赦免一切。德里达认为结构主义中渗透了这类悖谬。结构主义永远在通过不断接近这种源头并且在对某种基本结构加以阐释的过程中试图来解决这种悖论。而实际上,对外在于结构的所谓超验中心或基础的接近可以说是永远也无法完成的。因此,德里达的解构思维强调意义的“嬉戏”,并由此对西方柏拉图以降的形而上学或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具有振聋发聩的效应。一旦我们不再被迫去寻求某种中心或源泉,我们就从结构主义时代走向了“非中心化”的后结构主义时代,进入所谓的后现代语境。
德里达所肇始的这种从结构到解构的思想转向,深刻地影响了后结构主义思潮。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里达在哲学方面,克里斯蒂娃和拉康在精神分析方面,福柯和米歇尔·德塞都在历史方面,利奥塔和德勒兹在文化政治批判方面的著述,以及在文学和美学批评方面难以计数的其他人物的著述,都抛弃了基于二元对立的源头、秩序对意义的阐释,以及个体作为一种统一主体的概念。转而强调话语的冲突,强调历史的裂隙,强调意义的自由嬉戏,以及强调作为反中心的主体”①。但是,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亦并非泾渭分明的:在某种意义上,罗兰·巴特和雅克·拉康的理论与批评实践都贯通了这两
① J. Childers and G. Hentzi,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pp. 236\~23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导论后现代湿地:德勒兹与当代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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