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伯莱顿曾经引证这段话，认为“无法称呼的人”与德勒兹和加塔利著名的哲学概念“无器官的身体”类似(Mary Bryden 1993:60)。乌尔曼则借贝克特的居间叙事与后结构主义哲学思维特征提出领袖叙事(the narrativeof the leader)与译者叙事(the narrative of the translator)的对位概念，他说：有两种叙事方式，一种是领袖叙事，以总体化、确定性、同质性为特征，具有强加的形式与内容，是一种宏大叙事。另一种是译者叙事，以非确定性、异质性、居间性为特征，是一种反叙事。犹如无器官的身体，译者的居间性使其成为一种无结构的结构，虚而实有，空纳万境，是一种去中心的主体。译者涉猎并超越两种声音。译者是声音的媒介却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叙事，因此是一种可以传输任何信息的频道而非源泉。“他者、差异、变动不居，是分裂的、非确定的自我的必然组成部分；而这种自我’或许在以其典范的(即绝对无限的)形式出现时，就是贝克特的无法称呼的人。”①德勒兹与加塔利承认无器官的身体并不是针对器官(organs)的，它的敌人是有机论(organism)。因为有机论是一种中心化、等级制的科层化模式，而无器官的身体则是解科层化的结构，是一种非中心化、非习惯化的身体。由此可见，在居间叙事、译者叙事和无器官的身体之间，具有哲理上、美学上的契合性，故而贝克特的小说三部曲充满着后结构主义诗学的丰富意蕴。
综上所述，在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与后结构主义诗学的关联域中，文学与哲学互渗交迭，互阐互证，共同构成了后现代主义诗学与当代离散性美学的居间性，展示出一种多姿多彩、气象万千、变化生成的千面平台，具有理解与诠释上的丰富可能性。贝克特的小说不仅仅是属于文学，它们还是一种强有力的思想触媒与哲学和美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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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兹与当代性一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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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nthony Uhlmann, Beckett and Poststructuralism, pp. 137\~ 155,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