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与传统的或索绪尔语言符号学(Semiology)迥异的是，德勒兹的符号论具有比较复杂的渊源与特征。一般认为，德勒兹从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所代表的符号论(Semiotics)②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尤其在他两部关于电影哲学和美学的著作中作了出色的运用。皮尔斯的符号论是一种超越语言而重视形象的多元符号论，对影视或文化传播领域影响重大。皮尔斯将符号科学视为一种普泛化的系统和逻辑学的一个分支，他区分了Icon、Index 和 Symbol 三种类型的符号。第一种 Icon 意为“形象”、“图像”，其联系基于类似性或共享特征之上，例如，图片与图片主题之间的关系；第二种Index意为“索引”、“引得”，涉及因果关系，例如晴雨表(气压计)与大气压之间的因果联系；第三种Symbol意为“象征”、“标志”，指涉的是传统的(因袭的)联系，因此是一种任意的联系，例如，以某种旗帜标志一个国家(如以星条旗象征美国)是赋予象征以意义的行为。
德勒兹超越索绪尔渊源的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对符号作了丰富多彩的非语言学界说。A.P.柯伦巴特在《德勒兹与符号》③一文中指出：从《普鲁斯特与符号》(1964)到《批评与诊疗》(1993)，尽管德勒兹在不同的且有时抵悟的意义上使用“符号”这一术语，但是，德勒兹的全部著作皆拒斥由神学家(奥古斯丁)和语言学家(索绪尔)所界定的符号概念，因为他们的符号学传统导致了当代思想中能指的霸权，建立了某种等级制的、让人虔诚信奉的能指—超验的法律、上帝之言、菲勒斯、阉割情结等等—的特殊秩序。德勒兹与其同时代的众多的结构主义者不同，他拒绝任何囿于语言学模式的符号概念。德勒兹与加塔利一道，继而拒斥拉康主义及其黑格尔哲学基础。德勒兹以自己的符号系统取代了索绪尔的Semiology，他的符号论构成颇为复杂，主要源于皮尔斯的Semiotics、斯宾诺莎的表现观、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的非语言学符号观，以及奥斯丁和塞尔等人的思想。德勒兹在与加塔利关于《反俄狄浦斯》的访谈中抨击索绪尔式能指的“专横、恐怖、阉割的特性”，认为这种符号学能指“简直就是专制的超编码的法则”，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转向了叶尔姆斯列夫”，提出以流代替能指的思想，指出：“叶尔姆斯列夫早就提出了一种语言的斯宾诺莎理论：流，内容与表达的流，不需要能指。”①德勒兹将符号问题与更为宏阔的表现论及表现性问题联系在一起，其后结构主义式的提问方式亦显得颇具特色。在弗洛伊德乃至拉康看见符号、能指和所指—一种语言与句法—的地方，德勒兹与加塔利关注和描绘的是联系、转型、安排、机器、装配、精神分裂与欲望生产。他们后结构主义式的提问方式也颇具特色：通常的“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它代表着什么”这类问题，被他们换成“这个符号如何影响我的情感”、“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与什么具体的社会、政治、情感或情欲的安排相关联”、“什么使我极悦或极悲”之类的提问。这种新型的符号论衍生于德勒兹超验的经验主义的核心。德勒兹常常提到，一个木匠在他工作之前首先必须对木材的符号敏于感受，才能将木头变成木屋。这种符号即是一种表现——在特定的安排之内某一块木头能够做成什么部件。这类表现是一场肯定力量与否定力量的战争，木匠用这些力量来对木材的取舍进行评价、联系与安排，合用的木头得到肯定与采用，不合用的木头则遭到否弃。同理，阅读一位作家，意味着我们首先要变得敏感于他或她的文学世界、符号与风格；德勒兹在阅读普鲁斯特中贯串始终的是这种观念：超验产生于经验，智慧总是在体验之后才获得的。而普鲁斯特的文学世界充满着亟待辨读、感受和体验的符号。
① J. Childers and G. Hentzi,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ed., Pp. 272\~273,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②关于符号的两个重要术语“Semiology”与“Semiotics”具有不同的渊源，并且常常被混用。
③ Ian Buchanan and John Marks ed,, Deleuze and Literature, pp. 14\~ 33, Lond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0.
第三编 德勒兹与文艺美学：思想的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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